我国破产法有免责制度吗？

——对我国破产法第38条的一种解读

毛德龙

一、破产豁免原则的概念与历史演进
所谓破产豁免原则，又称之为破产免责原则，或称之为破产免责主义，其含义是破产程序实施，破产财产全部分配完毕后，免除债务人对债权人未足偿还的债务责任。这项原则起源于英国法，现已经由英美法国家扩及大陆法国家。与破产豁免原则相对立，称之为破产不免责原则，即破产人对债权人依照破产程序未受清偿之债权，继续负担清偿责任的原则和学说。
破产豁免原则的确立是经历了一个由不免责到免责的演进过程，究其原因，盖因为破产制度设立之初并未考虑债务人之再生的希望，更多的考虑则是如何公平的在众多的债权人之间分配破产财产，最大限度的保护债权人集团的利益，尔后随着破产制度设置理念的变化，破产不再单纯考量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人的更生也成为破产制度的目的甚至成为更加重要的目标之一。1705年的英国的破产立法，开始允许破产的商人免责。英国最初实行破产免责的目的，在于通过免责促使债务人公示其财产，尽力协助破产清算，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美国破产立法发展了英国法创立的许可免责制度，将破产免责作为保障破产人开始新生活的重要手段，实现了破产免责制度在观念上和运用上的更新。 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开始引进破产免责原则时，还要求免责应当经过债权人会议的一致通过，作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同情与豁免，后来则发展到破产豁免成为立法者的一项立法政策和立法原则，只要债权人会议不提出异议，法院也就没有必要依职权追究不许可事由的有无。
二、免责主义与不免责主义之划分
由上可知，在破产免责主义与破产不免责主义的划分之下，破产免责主义本身又可分为两类：第一，是许可免责主义。即破产人符合破产法规定的免责条件时，应当向法院申请免责，未经法院许可，不产生免责的法律效果。英国、美国、日本的破产法即适其例。还有的国家破产法要求债务人若想获得免责，除应当征得法院的支持外，还应获得债权人会议的认可，这样就在免责程序上设置了两道闸门，使免责与否始终掌握在债权人集团的手里。第二，为当然免责主义，破产人在破产程序终结时，除非犯有欺诈等罪行，无需申请并经法院许可，当然享有免责利益。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即适其例。 这种免责制度无须法院同意，也无须债权人会议允许，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免责制度，它彻底消除了许可免责制度带有的债权人的同情因素和分配型破产程序的性质，已经成为更生型破产程序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我国破产法第38条是破产免责主义的体现吗
对于我国破产法到底推行破产豁免原则抑或是不豁免原则，向有争论。有的学者从我国破产法第38条 “破产财产分配完毕，由清算组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的规定出发，认为我国破产法实行的乃当然即时免责原则。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破产法只适用于企业法人，对非企业法人不予适用，而企业法人破产免责乃法人制度的应有之义，并非破产制度的创设，也即他们认为上述原则的划分只有在自然人也有破产能力的国家才有意义， 在我国，我们只允许企业法人破产，不赋予自然人的破产能力，这种划分的必要尚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推行的既非纯粹的当然豁免原则，也不是许可免责原则，在我国尚不存在这种划分。笔者以为，除了极少数至今仍然固守破产不免责原则的国家之外，破产程序从一开始的一种纯粹的债务执行程序演变到清算程序再到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更生型程序，破产免责原则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至于我国破产法到底采用的是免责主义还是不免责主义，还是根本没有所谓免责与不免责的划分，只要对日本著名法学家伊藤真教授对免责制度的精准论述进行仔细的分析，以及对照日本破产法第三编免责及复权的规定，就不难得出结论, 伊藤真教授指出：“倒产处理程序的目的，是要使以债权人为主的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得到公平的满足。…而在破产程序中，程序的内部主要在于力图实现债权人的权利，并不包含有减轻破产人责任的程序。因此，在破产程序中，只要不能对债权人实施百分百的分配，破产人在程序终了后仍然负有向债权人清偿的责任。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本来的破产程序中并未准备有帮助债务人更生的机能。…在公司更生和合议中，由更生计划及合议条件来规定这种责任免除，在免除发生效力后，就得以实现使债务人更生的目的。…然而，在法人破产的场合，问题并不那么严重。原则上在破产终结的同时法人的人格也随之消灭。所以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考虑破产终结后破产法人的更生问题。但是，自然人破产的场合就不同了。在让债务人身负债务终结破产程序的情形下，债务人再次陷入经济困境的盖然性极大。如果要以破产程序为契机给予破产人以更生机会，就有必要采取更生手段减轻程序终结后债务人的负担。附随于破产程序的免责程序即破产免责，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日本破产法第366条之2规定：“（一）破产人于破产程序终止前，可以随时向法院提出免责申请。…”由是观之，所谓破产免责程序实际上并未区分自然人破产与法人破产之不同，其提出必须于破产程序终止前，方为有效。若以破产人主体之差别考察，所谓破产免责可应用于以下两种情形：其一是法人破产程序过程中，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前，为实现法人的更生而允许法人与债权人集团达成免责协议，免除破产法人的部分债务，以实现破产法人更生之目的；其二，是在自然人破产的情况下，若无破产免责程序之设计，债务人很难摆脱困境，实现生产生活之复苏，实不利于社会家庭之稳定，也不符合法律之人文精神。导入免责程序，既能达到尽可能的实现债权人之债权的目的，又能有效的避免因破产引发的社会不安和体现法律对人文的关怀。反观我国破产法第38条之规定，以及结合我国破产法目前只允许企业法人破产的现实，该条规定实是对企业法人破产免责的一种误解。我们的立法者们的初衷可能是将该条文理解成为破产免责原则的体现，但仔细揣摩，便不难发现“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的规定有画蛇添足之嫌疑，企业法人破产终结，其法人资格相应消灭，其主体地位不复存在，未得到清偿的债权根本不可能再继续清偿，可以说“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是企业法人破产的自然结果， 如果将该规定视为我国破产法推行破产免责原则的证据，不免遗人笑柄。
四、我国破产法到底有没有免责制度
那末，在我国破产法限制自然人破产的情况下，到底有没有破产免责的相关规定呢?笔者认为，回答是肯定的。我国破产法没有经历西方国家破产法所经历的由债务执行程序到清算程序再到更生程序的演进过程， 而是从我国《破产法》制定之初就非常注重破产人的更生和整顿，在我国破产法的理念中，破产还是被视为一种万不得已的手段，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达成和解避免破产，以实现债务人的更生是破产法矢志不渝的追求，因而在和解整顿程序的设计中就不可避免的允许债权人集团与债务人之间可以就减免债务问题达成妥协，而这种妥协正是我们所论述的企业法人在更生过程的免责的体现。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4条第2款规定：“被申请整顿的企业如果要求减少债务的，还应当写明请求减少的数额。”我国破产法第19条则规定：“企业和债权人会议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发布公告，中止破产程序。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第22条第1款又规定：“经过整顿，企业能够按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对该企业的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由上述几个条文可见，尽管我国破产法不允许自然人破产，但在企业法人的破产过程中，仍然有破产免责原则的体现，这种体现就在于破产人与债权人集团和解的进程中，具体表现为债权人集团对债务人债务的妥协和减免。那种认为我国破产法没有破产免责制度或者认为破产法第38条为破产免责原则体现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或者有人认为，自日本1952年制定公司更生法之后，所谓公司法人的破产免责已经由公司更生程序所包涵和替代，其后所谓的破产免责似乎专指自然人而言。笔者认为，此说固然不差，笔者本身也同意破产免责原则本身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破产免责自日本制定公司更生法以来日本破产法倾向于专指自然人破产程序中的免责制度， 但广义上的破产免责必然包括公司法人在更生程序中与债权人集团达成的债权减免，但无论如何，认为我国破产法没有所谓的破产免责制度确实值得商榷。至于我国的破产免责是当然即时免责还是许可免责，从破产法第19条之精神，笔者认为应当定位于法院许可免责主义。法院许可免责有助于法院审查在免责协议背后的真正原因，对此，日本破产法还专门规定了所谓的免责不许可的事由，包括：破产人实施了意图侵害债权人的行为；破产人怠慢履行破产程序上的义务；与免责制度运营相关的政策事由。 这些规定，都值得我们借鉴。
五、结 语
可见，破产免责原则乃世界法律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破产法上的重要制度，其目的在于鼓励破产人的更生，是更生型破产程序的应有之义。但破产免责在狭义上仅仅适用于自然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破产，广义上也适用于企业法人在更生破产程序中与债权人集团达成的债权减免。我们必须清除那种认为我国破产法第38条乃破产免责原则体现的误解，但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我国破产法不存在破产免责制度。可以肯定的预见，允许自然人破产是我国破产立法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国的破产免责制度才会真正的得到完善。当然，我们的这种观点也仅仅是一家之言，不一定正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截止目前共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进退之间——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原则的反思》在最高法院举办的第十四届学术论文研讨会上获三等奖。参加过两个课题研究，还参加过司法部“九五”规划重点教材《竞争法》的编写工作。

审理和执行城市房屋拆迁案件如何实现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杨 惠 红


城市房屋拆迁案件是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法院正确、及时的审理和执行房屋拆迁案件，对加快城市改造，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据中国房地产报报道，目前，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发展中，只要一拆迁就有纠纷，一有纠纷就有上访，甚至时有恶性事件发生。房屋拆迁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专业要求高，关系到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处理不慎极易引起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法院在审理和执行城市房屋拆迁案件中，如何从理论上正确理解，在实践中坚决贯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摆在我们审判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处理原则。
法律效果是通过法院的执法活动对社会生活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衡量法律效果如何，主要看法律作用的结果能否达到法律的预期目标。社会效果是通过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活动，使法的本质特征得以体现，法的秩序、自由、正义、效益等基本价值得以实现，从而使执法的结果得到社会的公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依赖于法院的执法活动得以现实，法院的执法活动是展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台。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统一的，互为因果关系和互相包含的。因为社会效果即法的价值的实现，是立法的依据和驱动力，法律效果的实现，导致法的价值即社会效果的实现。因此，一个正确的裁判既要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也应该有良好的法律效果。任何两个效果相背离的裁判，都将是错误的裁判。正如肖扬院长所说的，损害法律效果的社会效果，实际上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和支持。
然而，法律是稳定的，社会是发展的。法律与社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法律对社会关系只是一般调整，而不是具体调整。法律既不可能无所不包，立法者也不可能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加之成文法的滞后性等等，使得任何法律都存在缺漏和盲区。因此，法律在反映社会关系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法官的职责和智慧是把两者有效地统一起来，在执法活动中，应当遵循立法本意、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体现法的公正价值，遵循社会效果的价值取向，最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处理原则通常有以下三点：
（一）依法裁判，确保司法公正。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是人民法院裁判的依据。公正既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对裁判结果的追求，同时，又是社会对司法活动及其结果的一种评价，因此，公正具有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坚持法律标准，符合社会标准，是人民法院追求司法公正的最高标准、最高境界。作为一名法官，要做到裁判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低标准。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裁判只有代表社会正义，反映社会主流，体现多数群众的意愿，才能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才是追求司法公正的真正意义所在。
（二）提高办案效率，维护法律尊严。效率问题，是肖扬院长提出的新世纪法院工作的重要主题。审判工作效率不仅反映了法律对法院审判期限的要求，更以其丰富的内涵反映出社会对法院裁判及时性的渴望。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树立“时间就是效益”的观念。很多当事人有“官司打得起，拖不起”的想法，反映出当事人对办案效率的期望。案件不能及时审判，会给当事人增加不必要的诉讼负担，案件不能及时审判，就是对当事人的不公正，案件不能及时审判，就会损害法律的尊严。追求司法效率与追求司法公正是一致的，法官判案如果不讲效率，即使最终依法作出合情合理的判决，社会对裁判的评价也会降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亦难以统一。
（三）树立全局观念，维护大局利益。审判工作必须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法院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只有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大局开展审判工作，才不至于迷失政治方向，才能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我们要充分认识审判工作为大局服务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努力提高为大局服务的自觉性与执法水平。充分发挥法院的调节、保护、规范等审判职能作用，有效运用司法手段，制裁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努力实现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审理和执行城市房屋拆迁案件如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把司法为民作为检验“两个效果”的标尺。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开展各项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两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是司法为民这一指导思想的内在要求。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房屋拆迁行政案件，其法律依据是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地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房屋拆迁管理自今尚未立法。法院在适用法律和具体操作方面存在诸多疑惑和分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底开始起草关于审理房屋拆迁案件的司法解释，但是，终因房屋拆迁案件情况复杂，司法解释至今尚未出台。法院在这样的一个执法环境和条件下，审理和执行拆迁案件，在法律规定不具体、不明确、有冲突的情况下，应当注重社会效果，力争将“两个效果”有机地统一起来，不能孤立办案，机械执法。应该把是否真正做到司法为民作为衡量案件质量的标准，作为检验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标尺。
（二）树立正确的审判观念，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行政审判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侵害，行政审判的宗旨是保障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因此，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工作中，必须把维护公民权利放在第一位来考虑。2003年，我院受理了原告徐某诉被告宣城市建设委员会拆迁裁决一案，经审查，宣城市建设委员会对徐某要求原地回迁、回迁安置价位、附属物补偿等问题没有予以裁决或裁决有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损害了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法院遂判决撤销了宣城市建设委员会关于补偿安置部分的决定。经统计，我院判决结案的房屋拆迁案件中，撤销或改变被告不合法行政决定的案件占60％。通过裁判，保护了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缓解了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情绪，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改善了干群关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发挥审判为经济发展、城市改造服务的职能作用，保障良好社会效果的实现。现行法律着眼公正的较多，考虑效率的相对较少。在审理房屋拆迁行政案件中，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拆迁裁决的期限，为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后提出。房屋拆迁案件一般时间要求紧，如果少数被拆迁人不拆除房屋，将会影响城市建设，也给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带来诸多困难。因此，法院在处理行政机关或权利人申请先予执行的问题上，应坚持树立全局意识，服务意识，效率意识。2001年，我院受理了原告沈某诉被告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拆迁裁决一案，被告因征用土地曾与原告产生过矛盾，原告对被告的工作产生了抵促情绪，因而拒绝执行拆迁裁决，由于原告一户房屋未拆除，严重影响了我市“二环路”的建设进度，法院根据被告要求先予执行的申请，对原告的房屋进行证据保全后，依法强制拆除了原告的房屋及附属物，从而使“二环路”建设顺利进行，实现了城市改造的良性循环，法院的执法活动保护了公共利益，维护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正确运用调解手段，有效化解诉讼矛盾。当前，在民事诉讼中，提倡“多调少判”。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对自身冲突解决的自愿选择，调解结案是社会效果最好的结案方式。在复杂的案件审判中，“两个效果”难于统一时，调解是统一两个效果的最好途径。房屋拆迁行政案件中，涉及拆迁当事人之间的补偿安置问题，属于平等主体之间民事纠纷。而行政诉讼的性质，决定了法院的裁判结果是维持或是撤销行政裁决。不管法院如何判决，拆迁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均未得到解决，法院裁判后，往往是案了事未了，拆迁当事人之间矛盾依然存在。对此，法院始终坚持以调解为主，通过民事纠纷的处理达到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法院在调解过程中，针对拆迁中普遍存在的“补偿机制不合理” 这一焦点，着重做拆迁人的工作，说服其在补偿安置方面适当予以让步，对被拆迁人，法院则深入、细致地做法制宣传工作，客观、准确地了解被拆迁人的思想动态，注意把握在执法的每一个环节上做调解工作。如我院在审理湖州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宣州分公司申请先予执行李某拆迁裁决一案中，法院两次主持拆迁当事人调解，并通过基层组织协助做调解工作，均未成效，法院决定依法强制执行。由于李某年纪较高，家境贫寒，周围群众对李某表示同情，对法院工作表示不理解，为了使法院的工作得到多数群众的赞同，为了减轻贫弱者的经济损失，法院再一次给当事人提供一次协商的机会，慑于法律的威严，在强制执行现场，拆迁当事人终于达成了补偿安置协议。据统计，房屋拆迁行政案件经法院调解，拆迁当事人之间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而结案的，结案率达94％。通过调解处理，拆迁双方当事人都满意，化解了诉讼矛盾，消除了不稳定因素，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房屋拆迁案件是涉及社会稳定的敏感案件，鉴于目前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与不足，法院在审理和执行拆迁案件过程中，要注意积累经验，注重调查研究，要建立、健全交流渠道。作为一名行政审判人员，我们要通过学习与交流，不断提高执法水平，为加快城市改造，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提供更可靠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