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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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人民政府令
(第4号)


  《济南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已经1990年7月23日市人民政府第七十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翟永
一九九○年八月十六日



  济南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




  第一条 为了防止危害农业植物的危险性病、虫、杂草的传播蔓延,保护农业生产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范围内的农业植物检疫,不包括林业和口岸植物检疫。


  第三条 市农牧渔业局主管全市的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其执行机构是市植物检疫站,县(区)农(牧、渔)业局主管本县(区)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其执行机构是县(区)植物检疫站。


  第四条 各级植物检疫站应当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检疫人员和专用交通工具,并建立相应的检疫检验室,配备必要的检验仪器和设备。
  各级植物检疫站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各乡(镇)和种苗繁育等单位聘请兼职检疫员。


  第五条 农业植物及产品,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经过检疫:
  (一)种子、苗木及繁殖材料在调运和出售之前的;
  (二)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
  (三)包装材料、运输工具、场地、仓库及其他物品可能被植物检疫对象污染的。


  第六条 我市农业植物检疫对象是指列入《全国农业植物检疫对象名单》和《山东省农业植物检疫对象补充名单》的危险性病、虫、杂草。没有列入名单的,由市、县(区)植物检疫站决定是否检疫。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调出应检农业植物及其产品,必须按调入地的检疫要求到检疫站进行检疫,凭有效期内的《植物检疫证书》调运。


  第八条 邮政、铁路(客、货运)、公路(客、货运)、民航和其他运输单位,一律凭有效期内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收寄、承运应检农业植物及其产品,《植物检疫证书》应当随货同行。对无《植物检疫证书》调入我市的应检农业植物及产品,应责令货主到货物原产地或扣留地植物检疫站补办检疫手续。


  第九条 对调入的应检农业植物及产品,应当经当地植物检疫站查核《植物检疫证书》,必要时可进行复检。未经检疫站准许,不得分散和销售。


  第十条 用机动车辆运输应检农业植物及产品,必须凭有效期内的《植物检疫证书》办理公路运输统一行车路单。对无《植物检疫证书》或货证不符的,由公安、交通检查站就地扣留,责令承运人到产地或扣留地的植物检疫站补办检疫手续。


  第十一条 经营、繁育种苗的单位和个人,在种苗播种前应当填报《种苗产地检疫报验单》,经当地植物检疫站审查同意后,方可播种。种苗播种后,植物检疫站应当定期进行产地检疫,未发现植物检疫对象的,发给《种子、苗木产地检疫合格证》。


  第十二条 农业科研、良种繁育单位应建立无植物检疫对象的种苗繁育基地,并严格执行《种苗产地检疫操作规程》,发生植物检疫对象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封锁消灭。在检疫对象未消灭以前,其繁育的种苗不准出售和调出。


  第十三条 农业植物检疫对象的普查、封锁、防治和消灭工作,由农业部门负责组织,对涉及几个部门的,由政府组织协调。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从国外引进(包括赠送)种苗及繁殖材料必须事先确定隔离试种地点,填报《国外引种申请报告单》,经县(区)、市植物检疫站审查同意后,到省植物检疫站办理审批手续。
  种苗引进后,引种单位或个人应当与试种地植物检疫站联系,并按批准的隔离地点试种。在试种期间,试种地植物检疫站应定期进行调查观察,发现疫情,及时报省植物检疫站核实后处理,一切经济损失由引种单位或个人承担。
  经试种未发现疫情的,由引种单位或个人提出解除隔离申请,经省植物检疫站批准后,凭《隔离试种检疫合格证》分散种植。


  第十五条 粮食部门不得把带有植物检疫对象的粮食调入我市;粮食加工后的下脚物未经粉碎或消毒处理,一律不得销售;计划外经营的议价粮调入后,必须进行检疫。


  第十六条 在市场上销售种苗,必须持有《植物检疫证书》,由各地工商管理部门负责查证,发现销售未经检疫的种苗,责令货主到当地植物检疫站补办《植物检疫证书》。


  第十七条 农业植物检疫收费标准按全国统一规定执行。收取的检疫费全部用于检疫事业(检疫仪器、试剂购置,检疫员培训,奖励,兼职检疫员补助),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八条 对贯彻执行本办法成绩显著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或农业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九条 对违犯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由植物检疫站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凭《植物检疫证书》调种引种、私自接受未经检疫的种苗、销售未经检疫或未经复检的种苗和未凭《产地检疫合格证》收贮种苗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按种苗货值的5%罚款。
  (二)伪造、诓骗、涂改《植物检疫证书》或有关证件的,按货值的10%罚款。
  (三)不按检疫要求隔离试种,私自改变试种地点,未经批准分散种植、出售,造成植物检疫对象传播的,除赔偿经济损失外,并按损失额的10%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违章调运的应检农业植物及其产品,由植物检疫站封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没收、退回。销毁或改变用途等处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违章责任者承担。


  第二十条 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罚款和没收的物资变价款全部上交同级财政。


  第二十二条 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造成责任事故的检疫人员、收寄人员、承运人员,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农牧渔业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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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被告人张某以个人名义,于2010年7月24日与北京亿能时代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能公司)签订一份《委托书》,受聘为该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后张某虚构招收赴以色列、安哥拉和利比亚建筑劳务人员的项目,分别按每人15000元、5000元、12000元收取费用,并以此为名,采取口头承诺、书面委托合同等方式先后骗取74人费用合计63万元。

  【分歧】

  对张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主要存在两种意见,其一是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二是构成诈骗罪。

  【评析】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一、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刑法规定本罪,是为了保护市场秩序与对方当事人的财产。合同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利用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产的行为,既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也使得人们对合同这种市场经济活动的手段失去信赖,从而侵犯了市场秩序。

  二、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且利用了合同的,就构成合同诈骗罪。所以,如何理解和认定合同,便成为是否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所在。笔者同意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即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上不限于书面合同,也包括口头合同,但就合同内容而言,宜限于经济合同,其文字内容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取利润,这是由本罪的性质所决定的。基于同样的理由,至少对方当事人应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否则难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三、本案中张某个人接受亿能公司委托,虚构出国劳务项目,以亿能公司名义对外招收出国劳务人员。对张某的犯罪行为亿能公司并不知情,该起犯罪应认定为个人犯罪,犯罪后果由张某个人承担。

  四、既非单位犯罪,对本案的定性便不限于合同诈骗罪。张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虽然利用了合同,但张某所欺骗的对象是一般公民,并非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不能仅仅因为利用了合同这一手段,就无视合同诈骗罪的双重属性,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五、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3月1日《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诈骗公私财物价值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综上,本案中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实施了一系列骗取财物的行为,应从整体上评价其行为,认定为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档法定刑上量刑。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变造、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的行为是没有罪名的行为
陕西力德律师事务所 张长海律师
在1997年《刑法》实施以来的十年来,因为本人从事律师工作的关系,曾经在刑事辩护工作中,多次为触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并具有的变造和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辩护。在工作中实践中,本人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思考,发现了我国现在在刑事犯罪立法中,对变造和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的行为出现了没有罪名可以惩处的真实状况;同时又发现其原因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条文内容中遗漏了“变造”两个字所致。现将有关思考的过程和结果叙述如下。
一、现状。
《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条文内容是:“伪造或者倒卖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者其他有价票证,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条文内容是:“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从以上的97年《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条文内容看,有关的条文中确实是没有“变造”两个字的。对此,全国人大和最高院是没有一个全面的司法解释的(除对个别行为的司法解释)。但在实践中,犯有变造和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行为的人,还是作为伪造和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行为的犯罪嫌疑人来定罪量刑的。目前,我国比较权威的有关理论和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条文中的伪造一词,应理解为广义的伪造,即包括变造。在许多国家,伪造与变造货币属于同一犯罪,法定刑相同,故刑法理论并不严格区分伪造与变造。认为我国现在《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条文中的伪造一词中,自然就包括变造的概念。我国在《刑法》立法中,就是从伪造的广义概念出发立法使用伪造一词的。因此,我国现在对经常发生的变造、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的案件,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条文,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对以上观点简称观点一)
(二)、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变造、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的案件经常发生,且严重地危害市场秩序,应当追究该类案件的刑事责任,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6年3月18日在《对于惩处倒卖车、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适用法律条款的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用涂改、挖补等方法变造车、船票,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124条(现为第227条第一款),定为伪造车、船票罪。但是,对于变造其他有价票证构成犯罪的如何处理,最高司法机关却没有作出明确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变造其他有价票证构成犯罪、倒卖变造的其他有价票证构成犯罪的,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之前,应当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处理。(对以上观点简称观点二)
本人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均是不正确的。具体理由如下。
二、我国《刑法》立法中,伪造行为和变造行为是有严格的区别的。
(一)行为概念上的不同
我国刑法范围内的伪造行为是指:没有犯罪标的物制造权的人,仿照犯罪标的物的面额、图案、色彩、式样、质地、规格等,使用多种方法,非法制造犯罪标的物,冒充真物的行为。伪造的具体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刻板印刷,也可以是手工描绘,还可以是复印、影印、或照相翻拍等。对于伪造出来的犯罪标的物,不管质量如何,只要其外观上或者形式上同真物基本相似,足以达到蒙骗普通人的程度,即符合伪造的行为特征。
我国刑法范围内的变造行为是指:没有犯罪标的物制造权的人,仿照犯罪标的物的面额、图案、色彩、式样、质地、规格等,使用剪贴、挖补、揭层、涂改、拼接等方法对真物进行加工,使犯罪标的物价值增大,或通过犯罪标的物的使用达到犯罪目的行为等。对于变造出来的犯罪标的物,不管质量如何,使犯罪标的物外观上或者形式上同真物基本相似,足以达到蒙骗普通人的程度,即符合变造的行为特征。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变造行为与伪造行为有着明显的不同和区分,是不容混淆的。
(二)从79年《刑法》和97年《刑法》看,有关分则部分对伪造、变造类犯罪的条文规定也证明了变造犯罪行为与伪造犯罪行为有着严格的区分。
1、我国的79年《刑法》在刑法分则部分对伪造、变造类犯罪的规定有五条,它们是:
(1)、刑法第120条第1款的伪造、倒卖国家计划供应票证罪;
(2)、刑法第122条第1款的伪造、贩运国家货币罪;
(3)、刑法第123条的伪造有价证券罪;
(4)、刑法第124条的伪造车、船票罪;
(5)、刑法第167条的伪造、变造、盗抢、毁坏公文、证件、印章罪。
如果变造行为与伪造行为无区分、无区别,那么79年《刑法》第167条的伪造、变造、盗抢、毁坏公文、证件、印章罪的罪名中,为何还要在条文的伪造一词之后还要并列加一个变造呢?
2、我国的97年《刑法》在刑法分则部分对伪造、变造类犯罪的规定有十三条,它们是:
(1)、刑法第170条的伪造货币罪;
(2)、刑法第173条的变造货币罪;
(3)、刑法第174条的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
(4)、刑法第177条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
(5)、刑法第178条第1款的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蛔铮
(6)、刑法第178条第2款的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7)、刑法第280条第1款的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8)、刑法第280条第3款的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
(9)、刑法第375条第1款的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
(10)、刑法第206条的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发票罪;
(11)、刑法第208条第1款的购买伪造的增值税发票罪;
(12)、刑法第227条第1款的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13)、刑法第280条第2款的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
同样的问题:如果变造行为与伪造行为无区分、无区别,那么97年《刑法》第173条、第174条、第177条、第178条第1款、第178条第2款、第280条第1款、第280条第3款、刑法第375条第1款的诸多罪名中,为何还要在条文的主文使用伪造一词后,还要并列使用变造一词呢?
(三)从79年《刑法》和97年《刑法》对伪造、变造类犯罪的补充立法过程看,也证明了变造犯罪行为与伪造犯罪行为有着严格的区分。
在我国79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根据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先后对伪造、变造类犯罪进行了补充立法,其过程也证明了变造犯罪行为与伪造犯罪行为有着严格的区分。
1、1982年8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同意,发布《关于变造国家货币按伪造国家货币治罪的函》,规定对变造国家货币构成犯罪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伪造国家货币罪处理。
2、1986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对于惩处倒卖车、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适用法律条款的问题的批复》,该批复第一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伪造车、船票,或者用涂改、挖补等方法变造车、船票构成犯罪的,同意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定为伪造车、船票罪,并应依照刑法规定的档次,根据犯罪情节分别处刑。”
3、1995年6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对我国伪造、变造类犯罪的罪名有了增加,其中新增罪名两个,具体是:
(1)、第五条变造国家货币罪;
(2)、第十一条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
另外,该决定还规定了四种伪造、变造犯罪行为根据类推方法比照刑法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
(1)、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的,”按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处罚。
(2)、第十二条规定:“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按 “金融票据诈骗罪”处罚。
(3)、第十三条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按 信用证诈骗罪处罚”。
(4)、第十四条规定:“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按信用卡诈骗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