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审理中，权利人仅提供侵权初步证据而被告完全否认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审查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性，证据没有达到很高盖然性标准的，不应直接认定被告构成侵权。

　　【案情】

　　原告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盖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一份署名为被告上海硕特无纺布有限公司（简称硕特公司）、被告上海益康无纺布有限公司（简称益康公司）的产品宣传册，称该宣传册由原告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于2009年5月19日至20日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轮胎资源循环利用展上获得。该宣传册封面标注有“上海硕特无纺布有限公司、上海益康无纺布有限公司”的名称、网址；该宣传册封二为硕特公司简介，还有内容为2003年度金山区企业五十强、文明单位、上海市名牌产品、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的铭牌、证书等图片，以及含有两被告名称的认证证书图片；宣传册第2页、第4页分别使用了握手图片和下棋图片，经比对，图片内容与华盖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编号分别为DV168087A、71085591的2张图片一致；宣传册封底标注有两被告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邮编、地址、网址等信息。

　　2012年2月29日，华盖公司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起诉，称两被告未经授权，在其宣传册中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2张图片作品用于商业活动，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硕特公司、益康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原告侵权赔偿金2万元；承担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律师费5000元、公证费125元、查档费40元。

　　被告硕特公司、益康公司辩称，被告没有印制或使用涉案的产品宣传册。

　　【裁判】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宣传册是真实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认定真实的印制者、散发者。涉案宣传册的印制者、散发者只有三种可能性：原告、被告或案外的第三人。鉴于涉案宣传册中含有内容为2003年度金山区企业五十强、文明单位、上海市名牌产品、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的铭牌、证书等图片，以及含有两被告名称的认证证书图片、车间生产场景图片，如果上述铭牌、证书、车间为被告所有，这些图片外人是难以获取的，被告有义务对此作出说明。本案被告拒绝作出任何说明，法院有理由推定两被告印制、使用了涉案宣传册。2012年6月15日，法院判令被告硕特公司、益康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并共同赔偿原告华盖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6000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评析】

　　本案的关键在于，原告仅有的用以证明被告侵权的证据为涉案彩印产品宣传册，而被告完全否认印制过该宣传册，且否认参加过原告所称的宣传册来源——第六届中国国际轮胎资源循环利用展，在此情况下，如何认定被告是否实施了原告诉称的侵权行为。

　　1.证明标准问题

　　本案中，原告据以证明被告实施侵害行为的证据为署名为两被告的企业宣传册，但其获取过程未经公证机关公证，证明力并不强。被告则完全否认印制过涉案宣传册，且否认参加过前述展览会。原告仅有的证据就是彩印的宣传册，但宣传册完全可能由原告印制或由案外人印制。

　　在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中，证明标准有关键作用。证明标准，是对证明责任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达到何种程度，使裁判者形成内心确信，从而确认待证事实真伪的程度性要求。证明标准较高，则证明责任主体的证明责任就较重。民事案件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实务中往往将其再细分为极高、很高和较高盖然性，实质是对当事人一方的证据相对于另一方反证的优势程度的要求。本案中，如果采取较高盖然性标准，在原告已经提供彩印宣传册而被告仅消极否认却不予举证的情况下，原告的证据已经具有了相对优势；如果采取很高盖然性标准，则还必须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涉案宣传册的可能性；如果采取极高盖然性标准，则要求原告证据具有绝对优势。对于侵权案件，一般采较高盖然性标准，但本案宣传册内容虽与被告企业情况较为吻合，部分信息在被告网站上亦可获取，他人印制并无很大障碍，采较高盖然性标准难以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的可能性，可能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因此本案采很高盖然性标准。

　　2.证明责任问题

　　证明责任问题与证明标准问题紧密相关。本案中，原告主张积极事实，则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告确实也提供了宣传册，侵权初步证据已经具备；而被告主张消极事实，认为其没有参加过展览，也没有印制过宣传册，对消极事实无从举证，仅凭原告提供的宣传册无法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宣传册的可能性。法院通过仔细查看宣传册内容，发现其中含有内容为2003年度金山区企业五十强、文明单位、上海市名牌产品、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的铭牌、证书等图片，以及含有两被告名称的认证证书图片、车间生产场景图片，如果上述铭牌、证书、车间为被告所有，则这些图片外人是难以获取的。在这一阶段，法院认为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前述图片与被告存在明显的关联性，从举证能力上看，被告直接控制上述物品或空间，更加接近证据，而原告或案外人接触并拍摄清晰照片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此时仍由原告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则不符合公平原则和客观实际。因此，对上述证据内容，被告应当作出说明或反证。如果被告能够证明上述铭牌、证书、认证证书、车间等并不属于被告所有，则难以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宣传册的可能性；相反，如果被告不能证明上述铭牌、证书、认证证书、车间等并不属于被告所有，则原告或案外人印制宣传册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凭原告提供的宣传册可以推定被告印制了涉案宣传册。本案中，经释明后被告仍拒绝对此作出说明，法院据此推定被告印制和散发了涉案的宣传册。

　　综上，法院采用了很高盖然性标准，结合涉案宣传册中的图片内容，将举证责任适时转移给被告，在被告拒绝举证的情况下，认定原告证据相对于被告反证已经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裁判者已经可以形成原告主张事实真实的内心确信，并据此判决原告胜诉。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从人身危险性到需要差异性
——试从人类学视角观察

宋立军

内容摘要：
行刑个别化的根据是什么？这是行刑个别化理论与实践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依传统观念，人身危险性是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但是，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一定的质疑。特别是不能将人身危险性作为行刑个别化唯一的根据的观点，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取得共识。人们不得不寻求一个相对科学并能涵盖包括人身危险性在内的行刑个别化根据说。在综合分析各种行刑个别化根据说的基础上，结合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本文作者认为“需要差异性”可以成为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需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以从个体、社会和监狱三方表现出来，并决定着行刑个别化的方向和任务。行刑个别化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满足差异性需要，特别是满足罪犯个体差异性需要。

关键词：行刑个别化 需要差异性 文化



行刑个别化是刑罚个别化的具体内容之一。一般认为，刑罚个别化原则由德国学者瓦尔伯格率先于1869 年提出，随后法国学者雷蒙•萨雷伊(Raymond Saleilles) 于1898 年在其所著《刑罚个别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刑罚个别化的理论，并将其“区分为法律上的个别化、司法上的个别化和行政上的个别化。” [1]500换句话说，刑罚的个别化包含三重内容：立法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对于刑罚个别化赞成者有之，代表人物如翟中东先生；[2]对刑罚个别化持否定态度的有之，代表人物如邱兴隆先生。[3]
行刑个别化的问题，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关注。本文试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行刑个别化根据进行重新审视和解剖。

一、“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反思

（一）行刑个别化的概念

目前，对于行刑个别化的概念界定很不成熟，大体有以下几种表述：

1、行刑个别化，是指监狱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确认的一项行刑活动原则，即监狱为了获得预期的行刑司法效果，基于罪犯人身危险性、主观构成样态和改造难易程度的不同，对罪犯因人施教、对症下药，施予不同程度、内容、方法和时间的改造。[4]

2、行刑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再犯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的需要而给予个别处遇。[5]

3、行刑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出于个别预防的目的，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处遇措施。[6]

在这些概念中，“人身危险性”是个关键词。也就是说几乎都将行刑个别化的根据确定为人身危险性。

（二）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合理因素

刑罚个别化的根据是人身危险性普遍为目前理论界所公认。行刑个别化的根据在于人身危险性，这是由刑罚个别化的根据乃人身危险性这一论断自然推导出的结论。

从报复刑到严格的罪刑法定，再到近代刑罚个别化，这无疑是刑罚理论的重大进步。一般认为，刑罚个别性根据是人身危险性。对此，对刑罚个别化有专门研究的翟中东先生曾对此进行总结和归纳：

龙勃罗梭是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尽管龙勃罗梭在他的名著《犯罪人论》中并未明确提出刑罚个别化，但是其对刑罚制定与适用的基本主张充分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思想。他主张对不同的犯罪人应当采取不同的刑事对策。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也认为决定犯罪的原因除了人类学因素，还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但是他显然非常重视犯罪的人类因素。菲利明确将刑罚的个别化的出发点定在预防犯罪上，即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出发，根据预防犯罪的需要适用刑罚。而与龙勃罗梭和菲利同被公认为现代犯罪学的创始人的加罗法洛则主张，刑罚应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一致。加罗法洛是自然犯罪的提出者。所谓自然犯罪，是相对于法律上的犯罪概念而言的，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独立于某个时代、环境和立法者观点之外的犯罪。根据加罗法洛的理论，“自然倾向”应当理解为行为人丧失怜悯与道德情感的程度，即人身危险性。在加罗法洛的理论中，刑罚的方式包括绝对消除、相对消除与赔偿。实现绝对消除的方式是死刑；实现相对消除的方式有放逐到孤岛、终身拘留在海外惩戒营、不确定期限地拘留在海外惩戒营、不确定期限地监禁在收容所、强制在公共企业中劳动。对“不法行为者犯罪的自然倾向”的把握离不开对犯罪人的分类。加罗法洛对犯罪人进行了分类：他将犯罪人分为谋杀犯、暴力犯、缺乏正直感的罪犯、色情犯等。将暴力犯分为杀人犯、严重侵犯人身或道德的罪犯、少年犯、仅缺乏道德修养或约束的罪犯；将缺乏正直感的罪犯分为天生的和习惯性的罪犯以及非习惯性的罪犯。在他的《犯罪学》一书中，他提出合理的刑罚体系的构想：对谋杀犯适用死刑；对天性倾向杀戮的暴力犯和习惯性的盗贼要放逐于孤岛；对习惯性的盗贼或职业盗贼应当适用终身拘留；对属于累犯但不是职业犯的盗贼与伪造者、属于暴力犯的危险犯和色情犯，可以适用不确定期限的拘留；对于因游手好闲、无感情、流浪而犯罪的非累犯，可以强制其劳动。对于不是前述的有支付能力的非危险性的暴力犯与非累犯，可以判决其强制赔偿。[7] 43-44

翟中东先生通过回顾，指出刑罚个别化的人身危险根据说的历史由来。一些人顺着他的思路撰文指出： “从行刑上说，人身危险性的意义更具有直接现实性。行刑的目的在于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行刑机关要全面贯彻教育改造的刑罚方针，要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施以个别化的处罚方式，不仅要考虑犯罪前、中、后的表现，尤其要考虑犯罪人的素质特性，力争使其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再实施犯罪行为。”[8]

（三）非“人身危险性根据说”

1、“人身危险性”不是行刑个别化的唯一根据，要从法学和事实两个层面去把握。

尽管翟中东先生在刑罚个别化上基本持“人身危险性根据说”，但他并未因此将人身危险性作为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他在《刑罚个别化研究》一书中说，这种观点值得反思。他指出：不定期刑的发展与衰落历程表明，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根据是可以的，但是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惟一根据则是不正确的。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惟一根据，意味着刑罚执行必须根据人身危险性进行，而且只能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这样，刑罚执行，乃至刑罚本身，决定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其结果是使刑罚与犯罪、责任脱离，损害刑罚正义。那么什么是行刑个别化的根据呢？他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把握：一是法学层面上的根据。法学层面上的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是哲学层面上的刑罚个别化根据的具体化，是对刑罚报应需要与预防需要的展开。从法学层面看，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主要是惩戒犯罪者、改造犯罪人、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适应社会等方面的需要。惩罚犯罪者体现刑罚的报应需要，而矫正犯罪人、剥夺犯罪人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适应社会等体现了预防犯罪的需要。二是事实层面上的根据。由于刑罚执行个别化事实层面上的根据是刑罚执行个别化法学层面上的根据的扩展，所以能够体现惩戒罪犯需要、体现改造罪犯需要、剥夺罪犯犯罪能力需要、促进罪犯适应社会需要的事实都可以成为刑罚执行个别化事实层面上的根据。事实层面上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包括：犯罪人所判刑罚及执行期限、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表现、犯罪方法及犯罪对象等体现其可责性的事实、犯罪性质、犯罪人的年龄、性别、犯罪人人格情况等。[9] 175-176.198-199因而，他将行刑个别化作了如下界定：“所谓刑罚执行个别化，就是指在刑罚执行机关刑罚执行中考虑罪犯所犯罪行应受责难的情况与预防其再犯罪的需要情况，以促进刑罚执行实现刑罚目的。一方面，刑罚执行个别化指刑罚执行考虑罪犯所犯罪行应受谴责的情况，另一方面，指考虑预防其再犯罪的需要情况，如罪犯的犯罪史、罪犯在监狱中的现实表现、罪犯出监再犯的可能情况等等。刑罚执行个别化是刑罚裁判个别化的延伸。”[10]164

2、“人身危险性”不是行刑个别化的唯一根据，个别公正和个别预防共同构成行刑个别化的根据。
该观点认为：“按照个别公正的要求，刑罚应该考虑犯罪人的意志能力和犯罪原因，不能依据一般大众的标准来衡量具体犯罪人的意志水平，也不能忽视犯罪原因对犯罪人犯罪的影响程度，更不能从预防的角度加大犯罪人应该承受的刑罚分量。按照个别预防的要求，刑罚应对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做出综合评估，并据此适用相应的刑罚，以达到防止再犯并防卫社会的目的。但个别预防也不能无限制，仅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为基础的个别预防必然导致刑罚的滥用，侵犯犯罪人的权利，同时也会使一般民众对刑罚产生不安全感。因此，个别预防作为一种社会需求，它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集中表现为社会需求不能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这种承受能力对刑罚来说，就是价值设定的界限。如果社会对刑罚的功利需求超出了人们对刑罚的价值期盼和信仰，必然导致人们对刑罚信心的崩溃，从而危害刑罚的根基。因此，可以说，个别预防虽然是有效的，对社会是有利的，但也不能脱离价值的限制和要求，必须以个别公正为基础。”[11]

3、“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其他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