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民法院的人员构成中，院长、庭长的地位特殊、职责重大。他们既属于审判人员，也是审判人员的管理者；既要履行审判职责，也要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其他职责。由于院长、庭长直接指导办案，直接管理法官，因而在审判管理工作中，其审判管理责任也更大，特别是在法院内部的层级管理中，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如何抓好审判管理工作，不断提高法院科学管理的水平，实现向管理要公正、要效率、要形象、要公信的目标，已经成为院长、庭长当前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一、强化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迫切性

　　准确把握法院管理的中心工作，遵循司法活动内在规律，建立符合审判规律和特点的审判管理机制，是不断深化法院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司法实践中，在院长、庭长行使审判工作的监督管理方面存在脱节和弱化趋势，制约了保障审判组织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等措施的实施。

　　（一）院长庭长管理行政化管理浓厚

　　法院管理是涵盖审判管理、人事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的一个有机体系，而院长庭长分别作为法院、业务庭的代表人，其职责必然包含对审判业务、工作人员和后勤保障事务的管理，三种管理权归集于一身。目前，院长、庭长管理行政化倾向浓厚，院长庭长三种管理权的边界模糊不清，过多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已经成为影响其充分行使审判管理权的主要障碍。审判管理权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审判管理的范围、程序长期缺乏制度性框架，权责难以明晰，导致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处于自发行使、各自为政状态。

　　（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呈局限性

　　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主要手段是听取重大疑难案件的汇报，履行法定的程序转换、审限延长审批职责等，审判管理的方式、途径单一，范围、内容具有局限性。有的仅在问题暴露后才进行管理，缺乏事前、事中管理；有的院长庭长在签发裁判文书时仅仅是作文字把关；有的管理思维模式固定，只是关注案件质量和效率；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取决于其自觉性和其实质影响力，制度化、规范化不足。

　　（三）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边缘化

　　“一五改革”后，院长庭长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除了对需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进行审查外，对其他案件过问的正当性在很多时候都会遭到法官的质疑，被认为是干预了审判组织的独立裁判权，其结果是不想管的院长庭长正好借此机会撒手不管，而想管的院长庭长又不知道如何管，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边缘化。　

　　二、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定位

　　构建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权，需要明确其与审判权的界限，理顺与其他层级主体审判管理权的关系。

　　（一）理顺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与其他层级主体审判管理权的关系

　　审判管理权从行使主体来讲，包括法院内部不同层级主体对审判执行工作的管理，也包括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主要包括审判组织、审判机构、职能机构三个层级主体的管理。 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及独任审判员作为审判组织，在组织内部分别享有相应的审判管理职能，如审判长行使对庭前准备工作的组织、督促和检查等管理职能。法院、业务庭作为审判机构，其审判管理权由其代表人院长庭长行使。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不仅包括重大疑难复杂个案的微观管理、案件程序控制的中观管理，还包括对整个庭、分管的业务条线、甚至整个法院审判工作的宏观管理。职能机构则是专项行使审判管理职能的业务部门，如综合行使审判管理职能的机构，即成立审判管理办公室。职能机构主要通过案件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审判质效评估等手段实现专项或综合的管理职能，其工作成果体现为质量评查报告、质效评估数据等形式。

　　在审判组织、审判机构、职能机构三个层级主体的审判管理中，审判组织即要对组织内部审判事务实施管理，也要接受院长庭长和职能机构的审判管理。从审判管理权发展的历程来看，职能机构行使的审判管理权是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的让与和整合，两者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 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职能需要借助职能机构的管理成果，对本部门的审判执行情况分析，查找问题并提出对策，并不断健全审判管理制度。职能机构管理的对象是全院的审判工作，因此，院长庭长也要树立接受管理的理念，在部门内部积极配合职能机构开展审判管理工作。由此可见，三个层面审判管理权的协作、配合砌建了审判管理的大楼，三者不可混淆、不可替代。

　　（二）明晰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界限

　　审判权、审判管理权是司法运行中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权限，两者在权力主体、依据、程序、目的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两者也存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审判管理权衍生、从属于审判权，是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同时也保障审判权的良性运行。审判权作为裁判权，具有独立性，天然地抵抗外来的干预，审判管理权也因而受到审判权的反向制约。因此，审判管理权的行使应尊重审判权的自然特性，遵循其规律，对于涉及审判权行使的方面，如法官对实体权利义务的裁断，适时、克制、不介入。为此，需要科学界定审判管理权的边界，厘清和明确审判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也就是要健全和完善案件流程管理、质量评查、审判质效评估、监督指导等审判管理制度，以规范审判管理权的行使和切实发挥审判管理的作用。

　　三、加强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建议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组织、职能机构审判管理权的重要区别是管理范围的差异。审判组织属于自负其责，职能机构则是对全院的审判工作进行中观管理，而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则辐射了微观、中观、宏观管理三个部分。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管理手段的多元化，需要并必将借助于案件质量评查、案件流程管理和审判质效评估“三位一体”的审判管理系统 ，构建点、线、面管理相结合的审判管理体系。

　　（一）以重大个案管理为重点，加强点上管理

　　院长庭长的点上管理，是指以个案管理为重点，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案件、当事人反映强烈的群体性纠纷、有可能矛盾激化的案件等的管理，对案件实体裁决依法行使监督指导权，并做到管理到位但不越权、不越位。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对个案的独立裁判权，庭长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可以建议合议庭进行复议，并以书面形式明确提出需要复议的问题和理由；合议庭复议后，庭长仍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可以提交分管院领导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但不得改变合议庭的意见。另一方面院长庭长采取列席合议庭评议、听取汇报、查阅案卷等方式对案件进行审批和审核，着重审查案件争议的事实是否查清，认定争议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符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以审判流程管理为依托，实现线上管理

　　目前，各地法院普遍建立起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并由业务部门负责案件信息录入，由审判管理办公室等职能部门对信息录入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进行督查。院长庭长的线上管理，则可依托审判流程管理系统，以节点控制为核心，着重对案件的立案、送达、开庭、裁判、执行、归档、上诉移送等审判流程节点进行监管，从而达到对案件全程的动态跟踪和事中管理。在整个流程运行中，庭长应及时将立案庭移交来的案件进行分配，合理配置本庭的法官资源，确定案件承办人、合议庭组成人员等，对于重大案件，可以决定亲自参加审判；院长庭长应强化审限监控，及时对预警案件进行催办和督办，履行好程序转换、程序延长等事项的审批和重点管理，提高办案效率。

　　（三）以案件质量评查和审判质效评估为载体，抓好面上管理

　　案件质量评查应由职能机构承担，如案件质量评查办公室，基层法院则大部分由审监庭承担，对案件立案、审判、执行的程序、实体以及法律文书、案卷归档的质量进行全面监督，对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再审改判案件等进行重点评查。案件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往往在质量评查通报中予以反映。同时，质效评估数据系统应由审判职能机构负责，如成立审判管理办公室，定期对审判质效评估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和通报，以实时反映审判执行工作动态。

　　院长庭长的面上管理以全面掌握审判执行工作基本态势为基础，进行综合指导，对此，应注重借助质量评查结果和质效评估数据。一是针对质量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开展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工作，并组织专题研讨、专项培训，预防和减少类似错误。二是仔细研判审判质效评估数据，分析审判执行整体运行态势，作为优化审判指导监督、实现科学管理的依据；定期召开院务会或工作例会，研究审判质效评估数据及其变化，认真查找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注意抓住案件审判执行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深入研究背后的实质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并督促落实改进。三是定期主持召开审判长联席会、典型或新类型案例评析会，统一同类案件裁判的价值取向和法律适用。四是定期主持召开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案件、涉诉信访案件例会，分析研究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督促落实。五是组织常规培训、法官讲坛和庭审观摩等活动，开展新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学习，相互交流审判经验，研讨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提高法律适用能力。　
论犯罪客体要件存在的必要性
——On the Essentiality of the Object of Crime

刘跃挺*
(西北政法大学，西安710063)

【内容摘要】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基础，深入探讨了犯罪客体的概念、本质。通过各种学说之间的对比与比较，理解和论证了犯罪客体作为构成要件之一的不可或缺性。
【关键词】犯罪构成；构成要件；犯罪客体
【Abstract】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studied deeply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re the general ideas and essence and appear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of the object of crime. Through compare between doctrines and theories about it ，the object of crime is essential as one of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Key Words】the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object of crime

一、犯罪客体要件的含义
有的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1]（P94）还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要件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成为犯罪所必须侵犯并且已被侵犯的合法权益。” [2]（P116）“或是对一种义务的违反” 。综上所述，学者们分别将客体理解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权益”与“义务的违反”。可在笔者看来，这三者其实本为同一种事物。马克思说：“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3]（P124）也就是说，不论犯罪行为侵犯的是客观实在的“权益”还是与之对应的“违反某种义务”，其实质上都是在说犯罪行为侵犯了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而“权益”与“义务”的措词，只是以“权利本位”或是“义务本位”的视角阐述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例如，某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所有（物）权（益），或是说违反了“尊重他人所有权”的不作为义务，而本质是这一行为侵犯了法律上所认可的社会（物权）关系。
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客体”这一概念应当在形式上定义为“刑法所保护的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因为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阐明犯罪行为的本质与特征，避免了只采用“权益侵犯说”或是“义务违反说”的片面性不足 。

二、关于客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争议与辨析
关于客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客体要件应当为犯罪构成之必要条件，“将犯罪客体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把犯罪对象列入犯罪客观要件，在犯罪构成中取消犯罪客体要件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论据不足。”［4］（P26）
而有些学者认为，犯罪构成中不存在所谓的“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体本身是被侵犯的社会关系，但要确定某行为是否侵犯了社会关系以及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并不能由犯罪客体本身来解决，而要通过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综合反映出来。换言之，行为符合了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不仅表明行为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表明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5]（P134）“不能把被说明现象——犯罪客体与说明其现象的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并列起来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而一个犯罪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社会关系，正是由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综合决定的，犯罪客体不能决定犯罪的性质，区分此罪与彼罪，关于在于分析犯罪主客观方面的特征。” 简言之，“否定论”的观点认为，犯罪的本质就是说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因此犯罪客体的意义就早已被包含在犯罪概念之中，与其他三个要件不具有同等并列性；并且，行为的主体要件、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可以共同综合反映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以及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从而否定了客体要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存在意义。
那么，客体要件到底是不是“犯罪构成必要条件之一”呢？笔者认为是，而且必然是。理由如下：
在犯罪行为的社会现象转化为法律现象的过程中，犯罪的本质与特征通过犯罪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与主观要件共同反映，而客体要件是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如前所述，构成要件之间具有“一存俱存、一失俱失”的特点，简言之，犯罪客体要件的成立，是在另外三个要件假定成立之后，才有是否作出价值评判的意义。也就是说，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是犯罪客体要件价值评判的先决条件和前提，它们作为有机统一体共同体现犯罪的本质。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与犯罪客体之间存在的紧切的联系，如本文所述（“有关犯罪构成概念历史沿革以及相关问题辨析”中阐明的内容），前三个要件可以间接的体现与反映犯罪客体要件所要说明的其所对应行为某一方面的内容与特征。但反过来说，仅仅因为它们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即就如有些学者所说行为符合了“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不仅表明行为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表明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5]（P134）就因此否认客体要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这就犯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此外，至于将犯罪客体摒弃于犯罪构成之外，“是因为犯罪客体提示的是犯罪的本质，这正是犯罪概念所要研究的内容，而犯罪构成是说明犯罪本质的，也就是说明犯罪客体的，不能把被说明对象即犯罪客体与说明犯罪客本的其他要件相并列，作为犯罪构成的内容”，[5]（P24－26）那么，这一观点就完全混淆了犯罪客体与犯罪本质的关系。犯罪的本质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犯罪具有“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社会影响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性”。而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则由犯罪构成要件来集中体现犯罪的本质与三方面的特征。其中，犯罪客体——犯罪行为侵犯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最直接地体现了“行为造成的社会严重危害影响”这一事实特征和“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这一犯罪本质属性。因此，客体要件，作为构成要件之一，和犯罪本质与特征（属于犯罪概念范畴）之间是一种体现与被体现的关系。而不能说，客体要件本身是属于犯罪概念范畴。综上所述，从犯罪客体与其它三个要件互为前提关系以及与犯罪本质的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可以得出：犯罪客体不是被表现的内容，而是表现行为社会危害性即犯罪本质的基础性事实（而非全部，犯罪本质是由全部犯罪构成要件表现出来）。因此，在评价“行为罪与非罪”时，犯罪客体要件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进一步说，客体要件在刑法中直接表达为刑法第13条规定的内容。由此可知，客体要件说明了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以及具体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关键更重要的是，这一社会关系必须是其侵犯行为达到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关系，即通说定义中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才是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定位的关键。即使行为主体要件、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说明了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和具体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要件也有存在的必要——对这样的社会关系的法定“排查”作用。
下面列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客体要件的法定“排查”作用。例一，关于“投机倒把”行为，为什么同一行为在新旧刑法变化之后，不认为是犯罪了？“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但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是有限的。只因主观上没有认识就不确定事物的客观性质，是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某一行为现象因危害了现行的统治关系，从而具备了犯罪的本质，但由于作为主观意志的法律尚未将其犯罪化，因而否定了其客观存在着的犯罪性质，正如英美刑法学者所指出，行为的犯罪化是有一个过程的，某一行为在其犯罪化的法律生效而附予它犯罪的性质，同时否定了该法律生效前该行为的犯罪本质，这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违背的。” 由此可知，“投机倒把”行为本身在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单就行为主体、行为主观方面、行为客观方面也没有发生变化，但为什么它的法律评价在刑法修订前后发生了刑法意义上“质”的变化呢？这些都是因为法律不再视这种行为所“冒犯”的社会关系为一种侵犯行为具有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关系，即客体要件的法律评价发生了变化，进一步说，这是“行为是否为一种犯罪”的判断过程中，社会严重危害影响与刑事违法性之“排查性”的缺足。因此，行为在满足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之后，必须也必然要作出“客体要件”的评价，才能得到最终的定罪与否的结论。如果就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单就其它三个要件就说明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以及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即客体要件无须存在，那么在这类案例中，就产生了矛盾，甚至这种“否定说”就进入了死胡同，无法自圆其说。
例二，行为人通过爆炸、投毒、决水的方式去杀人。依照“否定说”，通过行为主体要件、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在说明“所发生的行为侵犯社会关系或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的判断上，发生了“人为”的模糊与争议，即行为人到底侵犯了哪一种社会关系，或是说侵犯了多少个社会关系，最终，在定罪问题上产生了困难。其实，这正是说明了犯罪行为判断过程中缺失客体要件所导致的结果。因为客体要件不仅可以通过法定的明确方式说明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更能在罪数问题中作出所侵犯社会关系在“量”方面的法定评价与判断。就上述“例二”而言，行为仿佛从表面上既侵犯了表现生命权的社会关系，又侵犯了表现公共安全的社会关系；而在根本上此时行为所侵犯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个人生命权社会关系基础上，扩大到包含不特定多数人生命权的社会关系的层次。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在其他三个要件满足基础上，通过客体要件的满足，行为就可以定相应的危害公共安全类型的犯罪。可以说，在这一类型的犯罪中，对客体要件在定罪中作用的研究，可以更加准确、更加及时消除诸如上述的“伪争议”，从而强化了犯罪构成在明确定罪量刑上的作用，更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和价值精神，从而防止诸如犯罪类推等非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错误的出现。
另外，客体要件的存在，无论是在犯罪构成本身的结构上，还是在我国刑法立法的宏观结构上，都体现着其自身独立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综上所述，笔者先是阐明了犯罪本质与犯罪客体要件之间的关系，在区分两者的内涵和外延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和应证了，犯罪客体要件在定罪量刑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即使通过行为满足了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这三个要件的综合评价也无法替代犯罪客体要件的作用与意义。从根本上，否定了“否定论”，认为犯罪客体是，也必然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
(本文是我在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理论成果之一，在此学生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贾宇教授)
注释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李洁著.《犯罪对象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张明楷.《犯罪论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