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职业教育条例

2007年2 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27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实施科教兴州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全州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以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称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行政区域内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州职业教育应当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等综合职业素质，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实用技术人才。
　　第四条　自治州建立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与劳动就业相结合，学校和企业相联系，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与其他教育互相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第五条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委托行业组织，开展行业人力资源预测，制定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规划，指导行业职业教育、职业培训。
　　第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州职业教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及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职业教育的有关工作。
　　自治州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境外教育机构、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参与的多元职业教育办学体制。
　　自治州支持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和中外合作办职业教育。
　　第七条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按标准落实职业教育学校财政预算内公用经费，设立财政性职业教育专项经费，确保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逐年增长，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得低于30%。县（市）人民政府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元的标准落实农村成人教育经费。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用于支持农业科技开发、技术推广、扶贫开发等相关专项资金，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用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第八条 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职工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按照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职业培训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一线职工的职业培训。
　　第九条 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职业教育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依法取得合理回报。
　　第十条 自治州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扶持发展职业学校教育和开展职业培训。
　　第十一条　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分别由普通初中、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或普通高等学校实施。　　
　　残疾人的职业学校教育除由专门设置的残疾人职业学校实施外，还可以由其他职业学校实施。
　　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委托学校实施相应的职业学校教育。
　　第十二条　职业学校应当实行产教结合，根据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境内外劳动力市场需求，灵活设置专业和课程，积极开设面向自治州支柱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的专业，增强职业教育专业的适应性。
　　第十三条　职业学校应当按就业岗位群和新职业的需求，开发和编写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传统技术等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课程和教材。
　　相关行业和企业应当积极参与职业学校的课程和教材改革。
　　第十四条 职业学校应当积极推行学分制等弹性学习制度，为学生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等创造条件。
　　第十五条 职业学校应当加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鼓励在县际、校际间共享实训基地。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职业学校提供实习基地或者场所，接纳职业学校的学生实习。
　　对上岗实习的学生，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安排指导教师，做好劳动保护和安全工作，并给予适当的补贴；职业学校应当配合实习单位做好实习期间学生的管理工作。
　　职业学校举办的校办产业，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由政府投资兴办的公共实训基地应当向社会开放。
　　第十六条　自治州实行职业培训制度。职业培训包括就业前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转业培训、创业培训及其他文化或者技能的职业培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　
　　各类有条件的教育机构应当承担高技能人才培训任务。
　　第十七条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帮助妇女接受职业培训，组织失业人员接受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保障残疾人接受职业培训。
　　第十八条 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托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统筹配置农村教育资源， 开展适合农村需求的实用技术和非农产业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
　　第十九条　自治州及县（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职业培训机构提供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为职业培训机构合理设置专业，提供必要的指导。
　　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建立培训机构与劳动力市场密切联系的机制。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并有计划地对本单位职工进行职业培训。
　　第二十条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建立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可以采取政府出资补贴，鼓励社会各种力量赞助、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减免学费等方式，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及县（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制定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培训规划，在州内外高等院校、企业和相关单位建立培养培训基地，支持职业学校的教师参加高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鉴定。
　　企业应当为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的实践和培训提供便利条件。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职业学校的教师资源，建立灵活的教师任用机制。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编制部门、财政部门应当在编制和经费方面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根据专业技能培训的需要，聘请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术工人、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任教。
　　职业学校的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应当具备中级以上的职业技能等级资格。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按照国家规定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自治州及县（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综合管理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的核发管理工作。其他行政部门按国家和省的规定开展相关职业资格管理工作。
　　自治州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就业准入目录和我州实际适时发布地方性就业准入职业（工种）目录。
　　中等以上职业学校应当建立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可以引进国外先进职业标准和职业资格证书认证机构。
　　自治州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对部分出国相关劳务人员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及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国家规定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用人单位应当从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国家未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用人单位应当优先从经过相应职业培训的人员中录用。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和职业学校应当加强职业教育的科学研究。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在职业教育中作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2007年4 月13日起施行。
















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形式的思考

张在祯


目 录

△ 序言

一、积极推出具有促进功能的地方法规
二、主动争取具有创新功能的受权立法
三、及时制定落实地方法规的政府规章
四、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制定的规范文件
五、大力推出具有主导作用的部门规章
六、尽可能推出专项行政法规或者政策
七、适时出台金融中心建设的专项法律
八、创新制定国际金融中心的司法解释
九、引导企业建章立制和适用国际惯例
十、尽早规划国际金融中心的法规体系
△ 结语

△ 序言


　　伴随着年初《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发〔2009〕19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09〕25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2009 年重点工作安排和部门分工的通知》（沪府办〔2009〕55 号）等规范性文件的相继出台，特别是今年通过的《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部地方法规，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向了新高潮的同时，也将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以来颇有争议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问题，提上了令许多关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人不得不考虑的议事日程。作为本市一名长期工作在商业银行法律与合规岗位的金融法制人员，在为上海金融城倍感自豪的同时，与国内外的各行各业人士一样，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立法问题，特别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立法形式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并持续地跟踪关注。
　
　　所谓“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形式”，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意义上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形式，是指涉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立法、监管、经营、消费、服务、司法等活动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自律性规章、国际惯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动态意义上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形式，是指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制定涉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自律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立法性活动。本文既在静态意义上又在动态意义上使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形式”一词。

　　本文拟从“积极推出具有促进功能的地方法规、主动争取具有创新功能的受权立法、及时制定落实地方法规的政府规章、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制定的规范文件、大力推出具有主导作用的部门规章、尽可能推出专项行政法规或者政策、适时出台金融中心建设的专项法律、创新制定国际金融中心的司法解释、引导企业建章立制和适用国际惯例、尽早规划国际金融中心的法规体系”等十个方面，谈谈笔者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形式问题的思考。

一、积极推出具有促进功能的地方法规

　　尽管《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发展促进条例》已于2008年通过并实施，然而限于其标题名称和目标界定（《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发展促进条例》第三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把金融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核心，以深港金融合作为纽带，巩固提升深圳金融中心城市地位，使深圳成为港深大都会国际金融中心有机组成部分，重点突出投融资、财富管理和金融创新功能。），又鉴于上海作为国内唯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上海《条例》当之无愧是全国名正言顺的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首部地方法规。但是，《条例》开宗明义言其核心目的是“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表明其定位为框架性的地方促进法。同时，《立法法》也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因此，有关金融基本制度的事项应当由国家统一立法。所以，许多人就认为，包括《条例》在内的地方立法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立法奈何不得，似乎无所作为，较为悲观。但笔者认为，地方立法无法、也不可能、更不必满足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全部需要。然而，再好的种子，也需要良好的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地方促进法，不是金融立法，胜似金融立法，就是筑巢引凤。因此，积极推出具有促进功能的地方法规，改进与提高与金融经营管理相关的配套服务，强化城市基础设施、诚实信用、金融文化、金融人才、金融法制等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建设，对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至关重要。

　　例如，在商业银行传统担保授信业务涉及的隧道收费权质押登记、贷款公路收费权质押登记、最高额抵押登记、综合授信抵押登记、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贷款债权超过抵押物价值时的房地产抵押登记、抵押房地产过户时登记、非银行抵押权人汽车抵押登记、银团贷款房地产抵押登记、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登记、企业动产抵押变更登记等担保物权登记的环节，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嗷嗷待哺般地盼望通过地方辅助立法予以解决。另外，上海地方法规除《条例》已有规定内容，在金融投资者教育、公务员金融专业知识培训、国际金融中心论坛、地方金融法制史研究、地方金融文化展览、城市房地产金融、汽车金融、国际航运金融、国际贸易金融、地方政策性金融、融资担保与再担保、金融中介服务、金融投诉处理、地方国有金融、金融安全区建设、特别是防范金融机构大额资金被骗长效机制建设等领域也可有所作为。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规定，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里写的是“不相抵触”而不是“根据”。这么规定是经过研究的，也就是说，不是必须先有法律，才能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可以规定的事项，一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是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除《立法法》规定的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上海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当然，鉴于金融行业受到法定监管机构的特别监管，与一般行业确有不同。那么，金融事项是否是地方立法的禁区呢？上海市的立法机关是否只有前述常规形式的地方立法权呢？

二、主动争取具有创新功能的受权立法

　　自1981年至1996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5次做出决定或决议，授权广东省和福建省、海南经济特区、深圳市、厦门市、汕头市和珠海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各项单行经济法规或法规，在经济特区实施。2000年《立法法》对地方国家机关的受权立法问题，并没有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规定下来，也没有撤销过去对有关地方的授权。对此，权威专家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如果实践确有必要，仍可以采取个案解决的办法，授权某些地方国家机关立法。这就为上海市地方立法机关的国际金融中心创新立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法律空间。

　　上海市的立法机关，应当充分利用地方受权立法空间，特别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应当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依法提出可行性提案和议案，以积极促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出“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有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法规在上海地区实施”的授权立法决定或决议。特别值得上海的人大代表们借鉴的是，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做出授权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就是根据福建省袁启彤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做出的。既然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既定的国家战略，是时代赋予上海的恢宏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是党和国家赋予上海金融人义不容辞的重任，那么作为加快实施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家战略的重大举措或联合推进机制，必要时国家立法机关可以授权上海市立法机关进行受权立法。

　　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的是把立法活动视为权力行使，笔者以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立法活动更是一种职责履行。我们国家的立法问题，一方面是立法过度，另一方面是有效立法不足，还存在立法不作为的情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实质上就是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以“海纳百川，相伴发展”为理念，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更加完备的金融服务，带动长三角地区、长江流域的发展，服务中国实体经济，为国家富强和国民富裕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出发点。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有权。在各地纷提建设金融中心的情况下，中央继续坚持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既是对上海的信任，也是上海必须承担的重大历史责任。国际金融中心的特许性也自然意味着其责任性。上海市地方立法机关的创新性金融受权立法，是先行一步，发挥窗口和试验田的作用，为日后全国性金融立法奠定基础，不是什么特权，而是一个金融经济比较发达的大都市对提升全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是继续发挥上海在全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的理性选择。浦东是上海的浦东，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也可以说，上海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承载着国家的金融梦想。

三、及时制定落实地方法规的政府规章

　　《条例》出台后，大家都认为有关规定比较宏观抽象，操作性似乎有所欠缺，尚需一系列的市府规章予以配套落实，其实也属正常现象。例如，为实施《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不仅发布了《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实施若干规定》，还就抵押事项专门发布了《上海市房地产抵押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依法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市地方性法规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可以规定的事项，一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二是属于本市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因此，上海市人民政府及时组织各方力量制定一系列的政府规章，细化落实《条例》的框架性规定，是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制建设的一项迫在眉睫的基础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