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公民权审判制度初探

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王铖
案例：2007年发生了著名的齐玉苓诉陈晓琪侵范其受教育权一案；在2009年３月发生了罗彩霞诉王佳峻冒名上大学的罗彩霞事件（上述案件案情广为人知，本文不再对案情详细说明）；2011年９月赵某因名字被一公司盗用而错过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机会，遂将该公司告上法庭。日前，松江区法院对该案件进行调解，最终被告公司赔偿赵某2.5万元。上述案件受理之后对法院的审理及判决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以齐玉苓案为例，因为缺乏适用法律的直接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2001）法释25号批复作出了一份直接适用宪法作为裁判法的判决，显然，宪法作为一个万法之母只是宣言法、权利法而非直接可以适用的裁判法。法院在不能拒绝裁判的原则下，宪法所赋于的公民权利却无部门法直接规定，适用宪法也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宪法赋于的公民权无部门法直接规定，并缺乏公民权诉讼规则与法律原则，因应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部门法立法，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落到实处。在目前的法制前提下，针对在中国建立完善公民权审判法律制度作如下分析探讨，请大家不吝指正：
在齐玉苓案件中，法院直接适用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进行了判决，认为被告通过侵范姓名权的形式侵范了原告的受教育权，最终作出了被告赔偿的判决。受教育权属于公民权，即，国家给予公民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并完善、发展自己的人格的权力。在齐玉?H、罗彩霞两案中，被告都是通过侵范姓名权的行为模式侵范原告受教育权，其行为的最终指向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是典型的公民权诉讼案件。同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赵某经济适用房侵权一案中也出现了相类似的侵权范式，即通过侵范公民的姓名权进而侵范了赵某获取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而经济适用房是国家给予经济上较为困难低收入特定的公民经济帮助的行为，其实质为公民接受国家给予的经济帮助权，同属于公民权的范围。
关于公民权的概念其实我国法律并未直接规定，最早在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对公民权的概念进行了说明，并且将人权与公民权进行了区分，强调公民权都仅限于政治权利，其他权利则是对所有人一律平等的。人权是人与生俱来便享有的的权利，出现在国家之前，而且应该是一种无论有没有国家的存在都应享有的权利，因此宪法对其只能是尊重和保护。而公民出现于国家产生之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民权应是国家对公民利益的一种保护性权利，随着国家的不同、时代的发展，公民权利的内容也是处于变化发展中的。我国现行宪法的第二章共24条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明确地将人权写入宪法中。《辞海》对于公民权的定义为:“公民依法享有的人身、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其中，由宪法规定的权利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综上两点我们会发现，公民权特征有：１、权利一方主体为国家，另一方为公民；２、权利的内容是国家给予其疆域内特定范围内的公民某种经济帮助、人格塑造、就业机会、个人创造与发明、科技创新扶持、失业救济、疾病救助等各种帮助，既有经济类的帮助，也有人格塑造与完善类的等；３、权利的客体为公民，即取得一国公民资格的人主体。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对公民的经济帮助还很少，比较多的为医疗卫生的帮助，比如，公费医疗；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壮大，现在国家对公民的帮助越来越多，比如最低生活保障，失业救助，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困难大学生无息贷款等等，有些则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经济适用房。在案例三中，赵某因公司盗用其姓名购房导致其丧失了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资格，属于侵范姓名权的方式来侵范公民权。４、公民权是一种特定权，由于国家行政资源是有限的，对于公民来说，只对特定范围内的公民给予特定的经济帮助，有范围性和特定性；５、公民权是一种机遇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公民得到经济帮助的机会具有机遇性，当特定事由发生后，能否得到经济帮助并未完全确定，具有机遇性，其得到帮助与补偿完全来源来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第二，当特定的经济补偿事由出现后，由于该类型的公民众多，政府对该类型的公民进行经济补偿也会采用抽签或是摇号等射幸性补偿方式对该同一类型的公民进行补偿，所以补偿方式上具有射幸性，特定类型的公民并不一定当然的会获得经济帮助与补偿。
综上所述五点，我们国家现在涉及公民权审判的案件越来越多，当然也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强大政府越来越关注民众的福祉有关，只有国家富裕了，给予公民的帮助才会越来越多，针对审判实践出现的诸多问题，我的意见有以下几点：
正确的区分公民权侵权案件与普通的民事侵权审判案件
公民权侵权案件核心在于国家基本宪法中规定的对公民的给予经济、文化上的帮助权利而派出出来的各项实体的经济帮助权利，具有帮助主体特定性；但是，对公民权侵权的方式中，一般都是通过对公民姓名权侵权来实现，作为公民权的符号化载体，公民的姓名是公民取得公民权的核心载体，对公民权姓名权的侵权是公民权侵权中的基本形式；而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直接侵范是公民个体的基由法律规定的直接的民事权利，尽管公民权侵权诉讼的形式非常类似名誉权侵权，但其核心实质是有重大区别的，而且最终的侵权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刑法中的一个概念：牵连犯，对此进行理解（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其犯罪方法和结果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犯罪），目前发生的大多数公民权侵权纠纷案件都有类似的情形。
正确区分公民权侵权案件与行政诉讼案件
由于基于公民权而产生的国家帮助其帮助主体特定，帮助行为具有射幸性，对此类案件的诉讼具有与行政诉讼案件的高度相似性。比如，某省在经济适用房摇号过程中出现六连号的情况，如果该事情形成案件，在一般情况下会被选用行政诉讼进行处理，认为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不适当。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从主体上，经济适用房是国家给予公民帮助的经济行为，主体分别是国家与公民，行为类型是经济帮助，显然是公民权诉讼，而非行政诉讼，如果该案适用行政诉讼的形式进行诉讼也会发现很难走得通。
在法律上对公民权诉讼进行专项规定，明确公民权诉讼的构成形式和法律边界，适用公民权诉讼的专属法律原则，将公民权诉讼剥离开来，避免公民权诉讼无法可依的情况。
在赔偿计算方面：其一，在审判实践中对公民权中获得经济帮助损失补偿计算方式需要研究，由于象类似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经济帮助权并不是绝对权，而是具有一定的射幸性的权利，一般以参与摇号的方式产生，公民在参加过程中并不一定必须取得经济帮助，所以在此类权利受到侵害而计算赔偿额的时候就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其二，在计算赔偿齐玉苓一案的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时，法院的计算依据如下：按陈晓琪以齐玉苓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费后计算，自1993年8月计算至陈晓琪停止使用齐玉苓姓名时止；其中1993年8月至2001年8月，共计41045元。很显然，这种计算方式是存在问题的。陈晓琪因接受教育而产生新的劳动能力进而获取了报酬，侵权行为人获取的报酬并非是基于侵权行为本身而直接产生，其损失数额以侵权行为人通过劳动获取的劳动报酬与受侵害人的现阶段的劳动报酬价差来进行赔偿数额计算，与情与理皆无法说清，在本文中我无意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但本人不同意法院对齐案损失赔偿方案的计算方式，固然齐玉苓的损失需要进行赔偿，但也不能在没有法理依据的情况下进行赔偿计算，对于此类案件赔偿额的计算需要各位同仁进一步研究。
由于公民权诉讼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写本文的时候，反复多次易稿，最后决定以小博文的形式进行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与思考，欢迎拍砖，谢谢。
代币券（抵用券）引发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我国国民经济进入飞速增长时期，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行代币券作为一种商业现象，对于企业起到了提前回拢资金、降低风险、商业促销的作用，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一种便捷的支付方式并能借此享有商家给予的各种优惠。由于代币券直接侵犯了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并危及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国家一直禁止代币券的印刷和发行。虽经三令五申，但发行代币券现象仍屡禁不止。本文将通过对代币券判断标准、类型及其危害的分析，结合我国对其规制的现状，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完善代币券规制手段提出建议。
【Synopsis】
【关键词】代币券 危害性 建议
【Keywords】promissory note
引言：货币是指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一种货币往往由固定地政府或官方金融机构发行，具有极高的权威和公信力。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外，国内一切价款和酬金都只能用人民币计算和支付，而不能使用其他代币方式。代币券是代替官方货币在市场上流通的票证的总称。代币券现象可以追溯到宋代，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起初便是在流通货币不足的情况作为一种代币券产生的。“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现钱，每贯割落三十分为利”。这时期的交子，事实上是由私人富户联合发行的，有相对固定的形制，无固定面值的以私人财富进行担保的代币券。由于私人公信力的缺陷，因此也行之未久就发生了信用危机，最终在官方的禁止和民间自发淘汰双重作用下销声匿迹了。此后历史上出现的盐引、钱庄票、票帖、兑换券、代价券等等代币券形式，几乎都是在政治动荡，币值混乱的环境下产生的，一定程度上也对缓解货币危机、促进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解放后中央政府确立人民币我国唯一的法定货币地位，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发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五十年代开始，代币券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代币券“死灰复燃”，不少商家改头换面推出各种“抵用券”“购物卡”甚至与银行联手推出“电子消费卡”，本质上都是明令禁止的“代币券”。据统计2003年8月11日之前仅上海发行的代币购物券(卡)总额就已经超过30亿元。而太原作为一个商业并不十分发达的城市，发售的代币购物券（卡）竟也多达1.3亿元。
一、代币券的概念、分类
广义的代币券是指一切代替货币的有价证券和凭证。而狭义的代币券则是零售商或者零售商会同银行印制、发售的可以在特定零售商家购买商品的代币符号。其虽然不是货币，但却在特定的场所代替法定货币充当了支付手段。本文所研究的即是狭义上所指的代币券。随着打击力度的增加，又出现了“领货券”“抵用券”“购物券”“储蓄卡”“消费卡”等等变种，但其本质仍不失为代币券。
目前社会上的代币券就发行主体与发行方式来看，都是采用公开发售方式，至于发行方式又可再区分为自家发行或第三人发行。自家发行就是代币券发行人与提供服务之人是同一人，换言之，发行人自己负最终的履行义务，持有人以提示或其他方法直接向发行人或所指定人，如关系企业，连锁加盟店，同一企业体的分支机构要求履行给付义务。第三人发行则是指发行人对持有代币券之人可在代币券上指定第三人对持有人负履行义务，当然第三人未必同意当给付义务人，因此，发行人与第三人之间必定存在法律关系，资金关系或准资金关系，所以这类情况在实际使用中并不多见。
二、代币券的判断标准及特征
由于代币券种类繁多，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新形式的代币券层出不穷，所以有必要将代币券与其他易混淆的金融产品做一个比较。
１．代币券与信用卡。信用卡是发卡机构（一般为银行或信用卡公司）签发的证明持卡人信誉良好，可以在指定商户进行记账购物的一种信用凭证。代币券与信用卡的区别可以从下面的表格看出：

发行主体
付款方式
可变现性
持有人条件
有否人身性质
涉及的法律关系
代币券
商家或没有发行货币资格的其他组织和个人
先付款后消费
一般不能兑换现金
没有要求
可以流通使用
消费者与商家
信用卡
指定商家和银行
可以透支（即先消费后付款）
可以在指定银行存取现金
对申请人有严格的资信审查，并须提供担保
只限本人使用
消费者、商家、银行
可见，同样是支付手段，但信用卡的保险性远远高于代币券。国家对于信用卡发行单位的资质审核、发行程序有着严格的规定，并且消费者在信用保证下能够透支消费，随时变现，所以消费者的利益更能得到保证。由于信用卡的人身性质，限制了它的流通性，同时商家、消费者之间有银行作为桥梁，三者法律责任明确，使信用卡更为安全。现在虽然也出现了银行与商家共同发行的所谓“电子消费卡”也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没有相关的监管措施，大多不限于本人使用而是可以自由流通的，所以并不属于信用卡范畴，而是变相的代币券。
２．代币券与计划供应票证。计划供应票证是指持券人无权取得收益，只体现国家供应物资指标的凭证。如粮票、油票、布票、煤票、肉票、特供证等，是在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国家为保证公众一般生活必需品供应而实行的计划供应凭证。代币券与计划供应票证的共同点在于都标明面值和都不具备人身性质，理论上可以自由流通。区别在于计划供应票证只证明持票人有购买指标所示的一定物资的权利，但指标所示物资的经济对价尚需另行支付（国家为了保持市场供求的基本平衡，因此禁止计划票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有偿转让）。而代币券直接代替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国家是为了保护金融秩序和税收秩序而禁止代币券流通）。从性质来看，计划供应票证是一种无价证券。无价证券是指记载并代表一定非财产权利的法律凭证。而代币券则属于有价证券的一种。两者的区别如下：

发行主体
发行目的
票面标示
经济性质
代币券
商家或没有发行货币资格的其他组织和个人
销售
所示物资的物理单位
有价证券
计划供应票证
政府
保证必需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