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之冲突法评论

法制与社会发展 发表时间：199606

本来，知识产权以其“严格的地域性”而被认为与冲突法无缘。在传统国际私法中，即使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也都是从所谓“统一实体规范”的角度来说明对它采取的国际保护措施，而不是从所谓“冲突规范”的角度来说明对它采取的法律适用原则。[①]然而，近年来，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议论日渐增多，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也已开始对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定，甚至还有人认为，产生于１９世纪末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中也有冲突法的规定。[②]可以说，在知识产权领域涌起了一股冲突法浪潮，它有力地冲击着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使知识产权领域不再是一块冲突法未曾开垦的处女地。从与冲突法“无缘”到被冲突法“开垦”，这种沧海桑田的变迁着实耐人寻味。看来，对知识产权与冲突法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加以理智评析的时候。

一、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国际性

知识产权，是个人对其智力成果的财产权。智力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物，因而它以“无形”为首要特点。知识产权也因此被视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惟其“无形”，所以其所有者和权利人往往不易被确认，而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传播交流却相对容易得多。这种情形，对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显属不利，因为它通过艰巨复杂的劳动而创造的成果，可能会被其他人轻易地无偿地使用，甚至被其他人据为己有，而创造者自己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则可能毫无回报，毫无所得。对这种状况所作出的直接反映，要么是人们不再去进行智力创造，要么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成果严格保密，以防外泄：这两者对社会经济的进步都是有妨碍的。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当统治者认识到保护创造者的智力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时候，便“发明”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其基本内容就是通过一定形式“授予”或“批准”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的所有权，使易于传播交流的智力成果为其创造者所独占或专有，其他人非经权利人许可不得擅用，从而保护创造者的权益。这样，“无形”的智力成果的归属得到了“有形”的确认，而权利的产生和享有需要经过特定法律程序正式加以批准或授予，也便成了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特点。显然，这个特点是由“无形”这一首要特点滋生出来的。


据说，知识产权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③]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似乎注定了知识产权必然有着与“地域性”不可分割的历史命运，因为封建社会正是建立在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而农民或农奴依附于土地的基础上的。可以说，“地域性”或“属地性”是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产生的法律制度具有“地域性”，当不是偶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雏形，是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封建君主、封建国家通过特别榜文、敕令的形式授予的一种特权。一定的敕令，当时只可能在发出敕令的官员、君主或国家权力所及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就无效了。所以，由此而产生的特权也只能在相应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也就无效了。[④]在整个封建时代，知识产权的这种地域性都始终存在着，而且越是经官方授予的“特权”，便越是具有这种地域性。“特权”的产生和享有是同“地域性”相联系着的，因为封建主只能在一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维护特权。因此，“地域性”在这里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在形式上似乎限制了创造者享有权益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它在实质上又是创造者享有权益的切实保障。后者，显然更具有实际价值，因为正是在这个特定的地域内，某项智力成果才为其创造者（权利人）所专有，由该项智力成果所产生的利益，才为其创造者（权利人）所独享。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知识产权另一重要特征的“专有性”只有在“地域性”的基础上才有实际意义。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知识产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君主赐予的“特权”，而成为依法产生的“法权”，但其“地域性”的特点却被沿袭下来。[⑤]这不仅是由于“地域性”与知识产权确实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而且是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本家不择手段地谋求利润，尽可能多地攫得剩余价值，利益的有无和大小是决定他们对待各种事物的态度的基本因素。对智力成果来说，情形也是如此。在一国境内出现的发明创造，只要它能够带来利润，并增强同对手进行竞争的能力，其他国家的资本家就要千方百计地去获取并加以利用。在一国出版的著作，如果它具有商业价值，其他国家的出版商就会想方设法地加以复制销售，以便从中获利。为了尽可能多地牟取暴利，资本家当然最愿意“无偿”地利用外国的智力成果，因此，他们也就不愿意承认其他国家的创造者依其本国法而取得的对其智力成果的专有权。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承认依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内国的效力，不仅不利于吸取外国文化科技的新成果，不利于内国工商业的繁荣，而且也不利于内国的社会经济进步和文化发展。所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各国都不承认根据外国法律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当然，也不会要求外国承认根据内国法而产生的知识产权。这样，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便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得以强化，并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而具有法律的意义。


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实力更强的垄断资本家们不再满足于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和掠夺，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希图在国外寻找商品（包括图书）销路、投资场所、向国外输出技术及其产品，以便获得更大的利润。在这种形势下，知识产权的严格地域性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利的一面便暴露出来，尤其是它同垄断资本家扩张国际市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最典型的事例出现于１８７３年，当时的奥匈帝国准备在维也纳举办世界商品博览会，大多数接到邀请的国家都不愿意参加，原因是担心其本国国民的发明或商标在国际性的博览会上得不到保护，被其他国家的人们所利用。这样，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便被提出来了，而奥地利政府当时制定的对博览会展品的发明和商标给予临时保护的特别法令，则可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初尝试。正是在那次博览会期间，各西方国家代表举行了讨论专利权国际保护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提出了制订国际统一专利法的问题。虽然由于各国利益的冲突和立法的差异，根本不可能对此达成协议，但它毕竟是谋求专利权国际保护过程中的一个开拓性的举措。十年之后，即１８８３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签订，不能不说也有维也纳会议的影响及功绩。接着，１８８６年又签订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这样在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领域，已经形成了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与之相适应的“巴黎联盟”、“伯尔尼联盟”及至后来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建立，则为这种国际保护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它们同后来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１８９１年）、《世界版权公约》（１９５２年）、《专利合作条约》（１９７０年）、《商标注册条约》（１９７３年）等一系列全球性和地区性的知识产权条约一起，共同确立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体制。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由此得以某种方式获得许多国家的保护，具有了“国际性”。


这种国际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同一知识产权多国分别予以保护；其二，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对知识产权实行统一保护。但无论哪种保护都没有突破或否定地域性，而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基础之上的，是与地域性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从“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及《世界版权公约》都确立的所谓“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可以得到说明。尽管在具体细节的规定上存在某些差异，而对商标权适用“独立性原则”的时候尚存某些例外，但一般说来，上述公约中的这两项原则，要求在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取得和保护方面，缔约国间应相互给予对方国家的公民和法人（或作品）以同内国国民相等的待遇；而且各缔约国都是依据其内国法的规定来决定对其他缔约国国民的发明创造、商标和作品是否给予保护和给予怎样的保护。在这里，国民待遇原则同独立性原则是相互关联的，国民待遇原则是一个前提，独立性原则则是一种具体安排，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对于外国的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同内国的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一样，适用内国的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不难看出，这两个原则的确立是以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地域性为依托的。[⑥]在客观上，它们起到了进一步确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作用。而上述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意义，只是为一国国民的智力成果在他国取得知识产权提供便利，创造条件，或者说是为缔约各国相互保护对方国家国民的智力成果规定了义务，而各缔约国在履行这种义务、实施这种保护的时候，其直接的法律依据仍然是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由此而取得的知识产权仍然是各缔约国国内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而不是“国际知识产权”。简言之，依据条约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对符合其国内法规定条件的来自其他缔约国的智力成果，给予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使之在该国得到承认和保护。在这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国际性是并行不悖的。因为，所谓“地域性”，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是指在一国境内根据该国法律取得的知识产权，只能在该国境内有效，受该国法律保护，它不具有域外效力，不能得到其他国家当然的承认和保护，在其没有取得知识产权的国家，人们可以随意利用已知的智力成果，而不受法律追究；而这里的所谓“国际性”，是指同一智力成果通过国际条约规定的方式，在许多缔约国依各该缔约国的国内法取得知识产权，从而在这些国家都获得保护。可见，贯穿于“地域性”和“国际性”当中的共同因素，是各有关国家国内法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即使在已经具备了“国际性”的情况下，“地域性”仍然是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的区域统一保护制度，也只是使一项知识产权的有效地域扩大了，而不是使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消失了。就《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和《班吉协定》中的跨国著作权法而言，虽然它们所确立的知识产权超越了一国范围，因而被有的学者作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被“突破”的例证，[⑦]但是，我认为，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些事实的出现并没有否定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因为，这些法律尽管是跨国的，但却又是“区域”的。依据这些法律所取得的知识产权，充其量不过是在该区域范围内有效，超出该区域范围，它仍然是无效的。而且，在冲突法领域，“国家”是有着特殊含义的概念，它并不象在国际公法领域那样须以主权为要素，其空间范围也不是以领土疆域为界。冲突法意义上的“国家”是指“法域”，即法律效力所及的境域。这个境域，可以小于主权疆界，如美国的州，加拿大的省；也可以大于主权疆界，如欧共体，比荷卢经济联盟：其范围大小悉由法律的空间效力来决定。[⑧]当然，法律的空间效力取决于“主权国家”的意志，但它毕竟是可以同主权疆界相区别的——一个主权国家可以将其领土划分为若干法域，也可以同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磋商，签订对各该主权国家都有约束力的条约，从而使该条约的法律效力及于各该主权国家，换言之，就该条约而言，各该主权国家共同构成一个“法域”。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虽然在其一般意义上是与主权疆界相联系着的，但当其进入冲突法领域或从冲突法角度对之进行研析的时候，就必须超越这个一般意义，而以“法域”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这种认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所谓《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和《班吉协定》中的跨国著作权法，便不是“突破”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而只是使地域的涵盖扩大了，即从一个国家的范围扩大到缔约各国的范围。或者说，这些法律和由其产生的知识产权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有效的，而这些国家共同构成了一个“法域”。但是，在这个“法域”内有效的知识产权，在其他“法域”并非当然有效。因此，即使在上述区域性知识产权立法出现的条件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依然是存在的。


进而言之，如果将来能够产生一部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的知识产权统一实体法的话，那么，据此产生的知识产权固然不再具有地域性，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知识产权”，其成立和保护都以统一实体法为根据，但是，在那种条件下，知识产权便不再是冲突法所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那将意味着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消除了法律冲突，并且不会再产生法律冲突，各国（法域）知识产权法的差异及其地域属性也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即使那种情况出现，也不会成为否定上述看法的理由。

二、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

如果从“严格的地域性”这一特征出发，我们很难把知识产权同法律冲突联结起来。因为，所谓法律冲突，是指对于同一民事关系因所涉各国立法不同且都可能对它进行管辖而产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法律冲突的出现，除了应具备民事关系中的涉外因素，各国民法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存在歧异等条件外，还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各国承认外国民事法律的域外效力，即承认外国民事法律可以在内国发生效力，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调整在内国出现的某些民事关系。就知识产权来说，各国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固然存在着许多差异，而在其法律关系中也会存在某种涉外因素，但是，由于知识产权法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所以，一项知识产权关系即使涉及几个国家，也不会出现所涉各国立法都主张对之加以管辖的情况。[⑨]这就是说，由于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是具有严格属地性质的法律，所以，在知识产权领域便不会产生法律冲突。可以说，这种看法直到现在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而且也符合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现状。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中不断发展变化运动着的。就知识产权而言，它从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到可以获得许多国家的保护而具有国际性，这是一个变化；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从仅仅保护内国人的智力成果到对外国人的智力成果也给予保护——无论是基于条约义务，还是基于内国法本身的规定，这也是一个变化。[⑩]
这表明，知识产权及其立法也是在发展变化着的。这种变化的动力，一是各国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二是国家间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需要。这种变化的趋势，是使知识产权及其立法愈益国际化，逐渐突破其地域性或扩大其有效的地域范围。[①①]


地域性并不是知识产权本身不可缺少的属性。如前所述，尽管地域性从知识产权制度出现的那一天就伴随着知识产权，并且在后来的历程中又得到“强化”或“确认”，但是，这些都是人为的，是人的意志在起作用，是人们不允许或不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具有域外效力，而不是它们本身不能具有域外效力。“地域性”，是外部环境加于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而不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因此，只要各个国家愿意和需要，它们就完全可以放弃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固执，而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域外效力，从而使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在其他国家也当然地得到承认和保护，使一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在其他国家也可以具有某种支配作用。日本学者广部和也在论及“专利独立原则”时写道：“从理论上讲，不能说专利权受‘属地原则’支配就必须采取‘专利独立原则’。因为各国从各国的产业政策考虑，对本国有利时，可适用于其原属国的专利法规定，可根据其原属国规定的无效原因使在本国成立的专利权无效，这从立法上说，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无论从实践上说，或是从理论上说，对于专利权的成立、移转和失效等，可以与其原属国的法律建立依附或从属关系。”[①②]这个看法，对整个知识产权及其立法也是适宜的。既然知识产权是依法产生的权利，既然法律是国家意志，那么，国家就可以根据其利益和需要的变化而改变其意志，修改其法律，从而改变依法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本质含义并不是说涉外知识产权不能得到保护，也不是说一项智力成果只能在一个国家取得知识产权，而是说非依内国法成立的知识产权不能在内国得到保护，或者是说一项知识产权只能在其授予国得到保护。而权利授予国，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若干个。事实上，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当知识产权制度在法律上确立下来之后，各国都是允许甚至欢迎外国人到内国来申请和取得知识产权的，只要其智力成果符合内国法规定的条件，内国总是能够批准或授予其知识产权的。当然，这也同时伴随着“强制许可”等项制度，以保证获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能够在内国及时得到实施或采用，推动内国的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１９世纪末以来保护知识产权的各项国际条约的签订和生效，恰恰反映了缔约各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愿望。特别是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和《班吉协定》中的跨国著作权法的出现，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统一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是可能的，各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和政策差异是可以协调的。而许多国家新近的冲突法立法中关于知识产权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尽管还不够完备，却无疑反映了知识产权法冲破地域性，取得域外效力的态势，间接地表达了这些国家欲使知识产权法具有域外效力的意向。更何况知识产权法毕竟属于私法范畴，在当代，许多属于公法范畴的法律，如刑法、税法、行政法等等，都已经不再固守地域性的陈规，[①③]那么，属于私法范畴的知识产权法，抛弃其地域性，赋予其域外效力，岂不是更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吗？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而紧密，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不仅知识的传播交流更加方便快捷，而且智力成果的价值更加重要更受重视。对智力成果给予更有效更妥善的保护是各国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间频频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和知识产权谈判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在历史上，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形成原因之一，是利欲熏心的资本家们不愿意承认外国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在其本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以便无偿地利用他们的智力成果。而代表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反映资本家的这种意志，确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不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域外效力，因而导致“海盗行为”横行无忌，直到现代仍然时有沉渣泛起。因此，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说，“地域性”的历史作用是消极的。“海盗行为”，如果说在蒙昧和野蛮的时代被容忍甚至受纵容是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在人类文明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就是毫无理由的。它一方面侵害、践踏了智力成果创造者的利益，另一方面破坏了国际社会的人文环境。如果说“公共秩序”的观念为各国统治者所普遍接受的话，那么“海盗行为”则是对国际社会公共秩序的严重违反。而取缔“海盗行为”的一个切实有效的措施，就是摈弃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地域性，使一项智力成果一旦在一国取得知识产权，即同时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和保护。


通过现有国际条约所确立的体制，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固然可以给知识产权一定程度的国际保护，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有的智力成果并不是在所有缔约国都能得到保护，或者都能得到同样的保护。[①④]这种状况，是现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的弱点之一，要克服这一弱点，首先须摈弃地域性，而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普遍效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发布《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通知

证监机构字[2003]260号



各证券公司：

为引导证券公司规范经营，完善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增强证券公司的自我约束能力，推动证券公司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会对2001年发布的《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证监发[2001]15号）进行了修订，现予发布，请参照执行。原《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证监发[2001]15号）同时废止。


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证券公司规范经营, 完善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增强证券公司自我约束能力，推动证券公司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审慎监管的要求，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指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是指证券公司为实现经营目标，根据经营环境变化，对证券公司经营与管理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和管理的制度安排、组织体系和控制措施。

第三条 内部控制应充分考虑控制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估、控制活动与措施、信息沟通与反馈、监督与评价等要素。

（一）控制环境:主要包括证券公司所有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法人治理结构、组织架构与决策程序、经理人员权力分配和承担责任的方式、经理人员的经营理念与风险意识、证券公司的经营战略与经营风格、员工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人力资源政策等。

（二）风险识别与评估:及时识别、确认证券公司在实现经营目标过程中的风险, 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风险度量方法对经营环境持续变化所产生的风险及证券公司的承受能力进行适时评估。

（三）控制活动与措施：保证实现证券公司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的政策、程序，以及防范、化解风险的措施。主要包括证券公司经营与管理中的授权与审批、复核与查证、业务规程与操作程序、岗位权限与职责分工、相互独立与制衡、应急与预防等措施。

（四）信息沟通与反馈：及时对各类信息进行记录、汇总、分析和处理，并进行有效的内外沟通和反馈。

（五）监督与评价：对控制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估、控制活动与措施、信息沟通与反馈的有效性进行检查、评价，发现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缺陷并及时改进。

第四条 有效的内部控制应为证券公司实现下述目标提供合理保证：

（一） 保证经营的合法合规及证券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二） 防范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

（三） 保障客户及证券公司资产的安全、完整。

（四） 保证证券公司业务记录、财务信息和其他信息的可靠、完整、及时。

（五） 提高证券公司经营效率和效果。

第五条 证券公司应按照本指引的要求，根据证券公司经营目标和运营状况，结合证券公司自身的环境条件，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

第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定期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根据市场、技术、法律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和完善。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七条 证券公司内部控制应当贯彻健全、合理、制衡、独立的原则，确保内部控制有效。

（一）健全性：内部控制应当做到事前、事中、事后控制相统一；覆盖证券公司的所有业务、部门和人员，渗透到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确保不存在内部控制的空白或漏洞。

（二）合理性：内部控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与证券公司经营规模、业务范围、风险状况及证券公司所处的环境相适应，以合理的成本实现内部控制目标。

（三）制衡性：证券公司部门和岗位的设置应当权责分明、相互牵制;前台业务运作与后台管理支持适当分离。

（四）独立性：承担内部控制监督检查职能的部门应当独立于证券公司其他部门。

第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树立合法合规经营的理念和风险控制优先的意识，健全证券公司行为准则和员工道德规范，营造合规经营的制度文化环境。

第九条 证券公司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杜绝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及客户托管的证券等行为，确保客户资产的安全完整。

第十条 证券公司应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建立动态的净资本监控机制，确保净资本符合有关监管指标的要求。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健全证券公司治理结构。证券公司治理结构包括科学的决策程序与议事规则，高效、严谨的业务运作系统，健全、有效的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以及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证券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应充分发挥监督职能，防范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的风险。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与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之间保持资产、财务、人事、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确保证券公司独立运作。

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清晰合理的组织结构，依据所处环境和自身经营特点设立严密有效的三道业务监控防线：

（一）建立重要一线岗位双人、双职、双责为基础的第一道防线，并加强对单人单岗业务的监控。

与资金、有价证券、重要空白凭证、业务合同、印章等直接接触的岗位和涉及信息系统安全的岗位，应当实行双人负责制。

（二）建立相关部门、相关岗位之间相互制衡、监督的第二道防线。不同部门应有明确的职责分工，不相容职务应适当分离。

（三）建立独立的监督检查部门对各项业务、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各岗位全面实施监控、检查和反馈的第三道防线。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法人统一管理，建立具体、明确、合理的授权、检查和逐级问责制度，明确界定部门、分支机构的目标、职责和权限，确保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经营管理职能。

证券公司业务授权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第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根据不同的工作岗位及其性质，赋予其相应的职责和权限，各个岗位应当有明确的岗位职责说明和清晰的报告关系。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主要业务部门之间应当建立健全隔离墙制度，确保经纪、自营、受托投资管理、投资银行、研究咨询等业务相对独立；电脑部门、财务部门、监督检查部门与业务部门的人员不得相互兼任，资金清算人员不得由电脑部门人员和交易部门人员兼任。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不断完善业务、财务、人力资源等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根据自身实际加强业务运作的后台管理，完善集中清算、集中核算、客户资料集中管理等制度；提高实时预警、监控、防范风险的能力。

第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业务风险识别、评估和控制的完整体系，运用包括敏感性分析在内的多种手段，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技术风险、政策法规风险和道德风险等进行持续监控，明确风险管理流程和风险化解方法。

第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健全包括授权管理、岗位职责、监督检查、考核奖惩等在内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对经纪、自营、投资银行、受托投资管理、研究咨询以及创新业务等制订统一的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针对业务的主要风险点和风险性质，制定明确的控制措施。

第二十条 证券公司应大力加强自有资金和客户资金的风险控制，建立自有资金运用的决策、审核、批准、监控相分离的管理体系，加强资金额度控制和资金使用的日常监控，对资金异常变动和大额资金存取等行为重点监控。

第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畅通、高效的信息交流渠道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以及内部员工和客户的信息反馈机制，确保信息准确传递，确保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员及监督检查部门及时了解证券公司的经营和风险状况，确保各类投诉、可疑事件和内控缺陷得到妥善处理。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真实、全面、及时地记载各项业务，充分发挥会计的核算监督职能，确保信息资料的真实与完整；应当建立完备的业务台账系统，并通过业务台账系统和会计核算系统交叉印证，防止出现账外经营、账目不清等问题。

第二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按照专人管理、相互牵制、适当审批、严格登记的原则，加强对合同、票据、印章、密押等的管理。

重要合同和票据应有连号控制、作废控制、空白凭证控制以及领用登记控制等专门措施。

证券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业务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电子印签等的保管、审批、使用等应适当分离、相互牵制。

第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加强对各类档案包括各种会议记录与决议、经营协议、客户资料、交易记录、凭证账表、投诉与纠纷处理记录以及各类法规、制度等档案的妥善保管和分类管理。

第二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和程序，制订切实有效的应急应变措施和预案。


第三章 主要控制内容


第一节 经纪业务内部控制

第二十六条 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内部控制应重点防范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及其他客户资产、非法融入融出资金以及结算风险等。

第二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经纪业务整体规划，加强营业网点布局、规模、选址以及软、硬件技术标准（含升级）等的统一规划和集中管理；应制定统一完善的经纪业务标准化服务规程、操作规范和相关管理制度。

第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制定标准化的开户文本格式，制定统一的开户程序，要求所属证券营业部按照程序认真审核客户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关注客户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第二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对录入证券交易系统的客户资料等内容的复核和保密机制；应妥善保管客户开户、交易及其他资料，杜绝非法修改客户资料；应完善客户查询、咨询和投诉处理等制度，确保客户能够及时获知其账户、资金、交易、清算等方面的完整信息。

第三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要求所属证券营业部与客户签定代理交易协议，协议中除载明双方权利义务和风险提示外，还应列示营业部可从事的合法业务范围及证券公司授权的业务内容，向客户明示证券公司禁止营业部从事的业务内容。

第三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针对账户管理、资金存取及划转、委托与撤单、清算交割、指定交易及转托管、查询及咨询等业务环节存在的风险，制定操作程序和具体控制措施。

第三十二条 证券公司对开户、资金存取及划转、接受委托、清算交割等重要岗位应适当分离，客户资金与自有资金严格分开运作、分开管理。

第三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在证券营业部采用统一的柜面交易系统，并加强对柜面交易系统的风险评估，严防通过修改柜面交易系统的功能及数据从事违法违规活动；证券公司应采取严密的系统安全措施，严格的授权进入及记录制度，并开启系统的审计留痕功能。

第三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实行法人集中清算制度及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集中管理制度，保证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安全，防范结算风险。

第三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对托管证券等的登记程序与独立监控机制，严防发生挪用客户托管的证券等进行抵押、回购或卖空交易及其他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通过身份认证、证件审核、密码管理、指令记录等措施，加强对交易清算系统的管理，确保交易清算系统的安全。

第三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健全经纪业务的实时监控系统。证券公司的监督检查部门或其他独立部门负责对证券营业部资金划转、证券转移、交易活动进行实时监控，并对异常资金流转、异常证券转移、异常交易及违规行为实时预警。

第三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定期、不定期地对证券营业部交易系统、财务系统和清算系统进行检查，加强交易信息与财务信息、清算信息的核对，确保相关信息与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提供的信息相符。

第三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交易数据安全备份制度，对交易数据采取多介质备份与异地备份相结合的数据备份方式，确保交易数据的安全完整。

第四十条 证券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应采取有效的身份认证及访问控制措施，网上交易系统应详细记录客户的网上交易和查询过程。加强交易方身份识别，并对访问权限进行控制，确保交易的安全、可靠。

第四十一条 证券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应采用防火墙、入侵检测等措施保障网络安全，采用高强加密等有效技术手段，防止客户数据被窃取、篡改。

第四十二条 证券公司对于网络中断、委托中断、客户数据丢失、银证转账故障、交易服务器故障以及出现供电中断、火灾、抢劫等紧急情况，应制定和定期修订灾难恢复和应急处理预案，建立应急演习机制，确保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种故障和危机。

第四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投资者教育与信息沟通机制，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加强与投资者信息沟通。

第四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交易清算差错的处理程序和审批制度，建立重大交易差错的报告制度，明确交易清算差错的纠纷处理，防止出现隐瞒不报、擅自处理差错等情况。差错处理应留审计痕迹。

第四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由相对独立人员对重点客户进行定期回访的制度。


第二节 自营业务内部控制

第四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自营业务投资决策、资金、账户、清算、交易和保密等的管理，重点防范规模失控、决策失误、超越授权、变相自营、账外自营、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的风险。

第四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健全自营决策机构和决策程序，加强对自营业务的投资策略、规模、品种、结构、期限等的决策管理。

第四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通过合理的预警机制、严密的账户管理、严格的资金审批调度、规范的交易操作及完善的交易记录保存制度等，控制自营业务运作风险。

第四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健全自营业务的授权体系，确保自营部门及员工在授权范围内行使相应的职责。

第五十条 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的研究策划、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交易记录、资金清算和风险监控等职能应相对分离; 重要投资要有详细研究报告、风险评估及决策记录。

第五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自营账户的集中管理和访问权限控制，自营账户应由独立于自营业务的部门统一管理，建立自营账户审批和稽核制度；采取措施防止变相自营、账外自营、出借账户等风险；防止自营业务与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混合操作。

第五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完善的交易记录制度，加强电子交易数据的保存和备份管理，确保自营交易清算数据的安全、真实和完整，并确保自营部门和会计核算部门对自营浮动盈亏进行恰当的记录和报告。

第五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独立的实时监控系统，证券公司的监督检查部门或其他独立监控部门负责对证券持仓、盈亏状况、风险状况和交易活动进行有效监控并定期对自营业务进行压力测试，确保自营业务各项风险指标符合监管指标的要求并控制在证券公司承受范围内。

第五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对参与投资决策和交易活动人员的监察，通过定期述职和签订承诺书等方式提高其自律意识，防止利用内幕消息为自已及他人谋取不当利益。

第五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确保自营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第三节 投资银行业务内部控制

第五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重点防范因管理不善、权责不明、未勤勉尽责等原因导致的法律风险、财务风险及道德风险。

第五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投资银行项目管理制度，完善各类投资银行项目的业务流程、作业标准和风险控制措施，加强项目的承揽立项、尽职调查、改制辅导、文件制作、内部审核、发行上市和保荐回访等环节的管理，加强项目核算和内部考核，完善项目工作底稿和档案管理制度。

第五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科学、规范、统一的发行人质量评价体系，应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在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分别进行立项评价、过程评价和综合评价，提高投资银行项目的整体质量水平。

第五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尽职调查的工作流程，加强投资银行业务人员的尽职调查管理，贯彻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明确业务人员对尽职调查报告所承担的责任，并按照有关业务标准、道德规范要求，对业务人员尽职调查情况进行检查。

第六十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投资银行项目的内核工作和质量控制，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风险（质量）控制与投资银行业务运作应适当分离，客户回访应主要由投资银行风险（质量）控制部门完成。

第六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证券发行中的定价和配售等关键环节的决策管理，建立完善的承销风险评估与处理机制，通过事先评估、制定风险处置预案、建立奖惩机制等措施，有效控制包销风险。

证券公司应建立对分销商分销能力的评估监测制度。

第六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投资银行项目协议的管理，明确不同类别协议的签署权限；在承接投资银行项目时，应与客户签订相关业务协议，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及其他相关事项作出约定。

第六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投资银行项目的集中管理和控制，对投资银行项目实施合理的项目进度跟踪、项目投入产出核算和项目利润分配等措施。

第六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与投资银行项目相关的中介机构评价机制，加强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的协调配合。

第六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杜绝虚假承销行为。


第四节 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内部控制

第六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重点防范规模失控、决策失误、越权操作、账外经营、挪用客户资产和其他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以及保本保底所导致的风险。

第六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由受托投资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应与自营业务严格分离，独立决策、独立运作。

第六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针对业务受理、投资运作、资金清算、财务核算等环节制定规范的业务流程、操作规范和控制措施，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第六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对委托人的资信状况、收益预期、风险承受能力、投资偏好等进行了解，并关注委托人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第七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制定规范的受托投资管理合同，公平对待委托人。

受托投资管理合同中不得有承诺收益条款。

第七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与委托人签订受托投资管理合同，严格合同审批程序。证券公司应在合同约定的权限内管理受托资产，严格控制风险。

第七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封闭运作、专户管理受托资产，确保客户资金与自有资金的分户管理、独立运作，确保受托资产的安全、完整。

证券公司应创造条件积极引入有资质的银行作为托管人托管受托资产。

第七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规范的风险预警机制，由独立的监督检查部门或风险控制部门监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运作状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评价。

第七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合同、交易、投诉处理等档案资料的集中管理，确保对浮动盈亏进行恰当的记录，并向委托人及时提供受托资产估值和风险状况的信息。

证券公司应当制定明确、详细的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信息披露制度，保证委托人的知情权。合同到期后，编制的结算报告应由委托人进行确认，必要时由中介机构或托管人审核。

第七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根据自身的管理能力及风险控制水平，合理控制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规模。


第五节 研究咨询业务内部控制

第七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重点防范传播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无资格执业、违规执业、以及利益冲突等的风险。

第七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研究咨询业务的统一管理，完善研究咨询业务规范和人员管理制度，制定适当的执业回避、信息披露和隔离墙等制度，防止利益冲突。

第七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对客户的了解，及时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与客户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及时妥善处理客户咨询和投诉。

第七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通过部门设置、人员管理、信息管理等方面的隔离措施，建立健全研究咨询部门与投资银行、自营等部门之间的隔离墙制度；对跨隔离墙的人员、业务应有完整记录，并采取静默期等措施；对跨越隔离墙的业务、人员应实行重点监控。

第八十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对各营业场所“工作室”（包括网上工作室）和集会性投资咨询活动的集中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向公众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人员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人员执业资格，确保相关活动已履行报备手续，确保证券公司所辖营业场所没有非法投资咨询活动。

第八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加强证券投资咨询执业人员的管理和执业资格（证书）的管理，确保不存在人员兼职和挂靠，对执业人员发生变动的应及时办理变更（包括离开咨询岗位）手续。

第八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研究咨询业务档案和客户服务档案，包括客户服务记录、对公众荐股记录、研究报告及公开发表的研究咨询文章等，履行相关资料的备案义务。


第六节 业务创新的内部控制

第八十三条 证券公司对业务创新应重点防范违法违规、规模失控、决策失误等风险。

第八十四条 证券公司业务创新应当坚持合法合规、审慎经营的原则，加强集中管理和风险控制。

第八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完整的业务创新工作程序，严格内部审批程序，对可行性研究、产品或业务设计、风险管理、运作与实施方案等作出明确的要求，并经董事会批准。

第八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及时与中国证监会沟通，履行创新业务的报备（报批）程序。

第八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对创新业务设计科学合理的流程，制定风险控制措施及相应财务核算、资金管理办法。

第八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注重业务创新的过程控制，及时纠正偏离目标行为。


第七节 分支机构内部控制

第八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重点防范分支机构越权经营、预算失控以及道德风险。

第九十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切实可行的分支机构管理制度，加强对分支机构的印章、证照、合同、资金等的管理，及时掌握分支机构业务状况。

第九十一条 证券公司对分支机构的授权应当合理、明确，确保分支机构严格在授权范围内经营，并制定防止越权经营的措施。

第九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明确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目标和管理目标，加强分支机构的资金、费用、利润的预算管理和考核；证券公司对分支机构业绩的考核标准应当全面。

第九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等手段，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九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要求分支机构向客户公布自身及证券公司的投诉电话、传真、电子信箱和其他相关信息，确保投诉得到及时处理。

第九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要求分支机构建立重大事件报告制度以及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第八节 财务管理内部控制

第九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资金计划控制制度，明确界定预算编制与执行的责任，建立适当的资金管理绩效考核标准和评价制度。

第九十七条 证券公司客户资金与自有资金应严格分开，强化资金的集中管理。

证券公司应由专门部门统一进行证券公司自有资金的计划、筹集、分配、使用，加强对自有资金运用风险、效益的监控与考核。

证券公司应集中负债管理权限，强化负债风险、成本、规模的控制。

第九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将客户债券和自有债券分开管理，加强自有债券回购业务的集中化管理和回购资金的计划管理，严格控制自有债券回购业务规模，严防挪用客户债券从事回购业务。

第九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制定明确的财务制度及资金管理流程，严格执行资金调拨、资金运用的审批程序，加强资金筹集的规模、结构、方式的计划管理；禁止分支机构从事资金拆借、借贷、担保以及自营债券回购。

第一百条 证券公司应制定并严格执行费用管理办法，加强费用的预算控制，明确费用标准，严格备用金借款管理和费用报销审批程序。

第一百零一条 证券公司应有专门部门负责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结算和头寸管理工作，防范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等风险。

第一百零二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银行账户管理。分支机构除根据授权在经批准的当地银行账户保留必要的资金外，其余资金应当及时划转证券公司总部。

证券公司应严格控制业务部门、分支机构之间直接横向资金往来。

第一百零三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资金风险监测，严格控制流动性风险，特别防范营业部违规受托理财、证券回购和为客户融资所带来的风险。

第一百零四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大额资金筹集和使用的事前风险收益评估制度，重大资金的筹集、分配与运用以及对外担保、资产抵押、对外投资、重大资产购置等应进行集体决策。

第一百零五条 证券公司应定期对业务部门及分支机构的现金库存管理状况、资金结算情况、银行存款和内部往来、大额款项及资金使用效益进行跟踪检查或抽查。

第一百零六条 证券公司应实时监控资金余额及其变动情况，建立预警和异常情况的处理机制。

第一百零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合理分配利润，确保足额提取公积金和风险准备金,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九节 会计系统内部控制

第一百零八条 证券公司应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证券公司的会计核算办法，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证券公司应确保分支机构会计核算的一致性。

第一百零九条 证券公司会计核算应合规、及时、准确、完整，变更会计政策应经董事会批准，确保会计政策的一贯性。

第一百一十条 证券公司应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加强会计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加强对负债项目的管理、大额支出的跟踪考核、重大表外项目（如担保、抵押、托管证券、未决诉讼、赔偿事项等）的风险管理以及资产质量的监控。

第一百一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强化资产登记保管工作，采用实物盘点、账实核对、财产保险等措施，确保证券公司及客户资产的安全完整。

第一百一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完善会计信息报告体系，确保提供及时、可靠的财务信息。

第一百一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制定完善的会计档案管理和交接制度。


第十节 信息系统内部控制

第一百一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信息系统的管理制度、操作流程、岗位手册和风险控制制度，加强信息技术人员、设备、软件、数据、机房安全、病毒防范、防黑客攻击、技术资料、操作安全、事故防范与处理、系统网络等的管理。

第一百一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设立专门的信息技术部门，统一归口管理信息技术工作，加强对立项、设计、开发、测试、运行与维护等环节的管理，并定期对信息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进行检查。

证券公司信息系统的立项审批与开发、运行与维护、开发测试与日常运转之间应适当分离。

第一百一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严格系统进入控制以及信息系统的权限、密码管理，权限的审批、设置、变动以及密码的使用、修改应有严格的控制措施并保留完备的记录。

用户权限设置应当遵循权限最小化原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保证信息系统日志的完备性，确保所有重大修改被完整地记录，确保开启审计留痕功能。

证券公司信息系统日志应至少保存15年。

第一百一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可靠完备的灾难备份计划和应急处理机制；数据和重要资料做到异地备份，条件允许应建设异地计算机灾难备份中心；制定详细的信息系统安全应急方案并定期修订、演练。

第一百一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系统安全和病毒防范制度，实时监控信息系统的安全，严防黑客或病毒入侵系统。

第一百二十条　证券公司与交易结算相关的技术系统应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登记结算公司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第十一节 人力资源管理内部控制

第一百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高度重视聘用人员的诚信记录，确保其具有与业务岗位要求相适应的专业能力和道德水准。

证券公司应当要求聘用人员以恰当形式进行诚信承诺。

第一百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职能管理部门和派出人员的工作联络机制，强化对分支机构负责人及电脑、财务等关键岗位人员的垂直管理。

第一百二十三条 证券公司关键岗位人员应当实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

第一百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关键岗位人员任期届满、工作调动或离职，应当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及专项审计。证券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分支机构负责人的相关稽核审计报告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备案。

第一百二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培育良好的内部控制文化，建立健全员工持续教育制度，加强对员工的法规及业务培训，确保所有从业人员及时获得充分的法律法规、内部控制和行为规范的最新文件和资料，确保员工书面承诺收到相关资料并理解其内容。

第一百二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加强业务人员的从业资格管理，上岗人员应当符合相关资格管理的规定。

第一百二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证券公司对员工的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应当达到鼓励员工守法经营的目的。

第一百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制定严谨、公开、合理的人事选拔制度，任免程序中应明确规定任免决定权的归属。人事任免应有完备的决策记录。

第一百二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高级管理人员、分支机构负责人及其他关键岗位人员的年度述职报告及定期谈话制度。

第一百三十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对高级管理人员、分支机构负责人及其他关键岗位人员的档案（包括外事档案）管理。

第一百三十一条 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职，证券公司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及注册地派出机构和主要办事机构在地派出机构及时报告，并对离职原因作出说明。

分支机构负责人及其他关键岗位人员离职，证券公司应当向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时报告，并对离职原因作出说明。


第四章 监督、检查与评价


第一百三十二条 证券公司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负责对其业务范围内的具体作业程序和风险控制措施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并接受证券公司上级管理部门和监督检查部门的业务检查和指导。

直接从事业务经营活动的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的相关人员有义务向证券公司报告内部控制的缺陷并及时加以纠正；相关人员应对违反职责范围内的内部控制导致的风险和损失承担首要责任。

第一百三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设立监督检查部门或岗位，独立履行合规检查、财务稽核、业务稽核、风险控制等监督检查职能；负责提出内部控制缺陷的改进建议并敦促有关责任单位及时改进。

监督检查部门对证券公司董事会负责，并应同时向经理人员和监事会报告证券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与执行情况。

第一百三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有高级管理人员专门负责证券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督、检查与评价工作。该高级管理人员和监督检查部门负责人可列席证券公司任何会议。

证券公司负责监督检查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管业务部门。

第一百三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为监督检查部门配备足够的具有法律、财会、计算机以及相关业务技能、经验的专业人员，确保监督检查部门的人员具有专业胜任能力，并为监督检查部门及人员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

证券公司监督检查部门人员名单应向证券公司注册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第一百三十六条 证券公司监督检查部门应加强对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和常规稽核、非常规稽核，并将检查结果报证券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证券公司监督检查部门应当对监督检查不力、发现问题隐瞒不报等承担相应责任。

第一百三十七条 证券公司所有部门和人员应当积极配合监督检查部门的工作，对拒绝、阻挠监督检查部门工作和打击、报复、陷害监督检查人员的行为应严肃处理。

第一百三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及外部审计机构对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的检查和评价，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阻挠。

第一百三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明确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员的内部控制职责。

（一）董事会负责督促、检查和评价证券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负最终责任；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内部控制检查评价工作，并形成相应的专门报告。

董事会应对中国证监会、外部审计机构和证券公司监督检查部门等对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认真研究并督促落实。

（二）监事会应对董事会、经理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对证券公司财务情况和内部控制建设及执行情况实施必要的检查，督促董事会、经理人员及时纠正内部控制缺陷，并对督促检查不力等情况承担相应责任。

（三）证券公司经理人员负责建立健全责任明确、程序清晰的组织结构，组织实施各类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及时纠正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对内部控制不力及不及时纠正内部控制缺陷等承担相应责任。

第一百四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缺陷的纠正与处理机制，应根据内部控制的检查情况和评价结果，提出整改意见和纠正措施，督促业务主管部门和分支机构落实，并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百四十一条 本指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

第一百四十二条 本指引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